社交媒体扛起“内容安全”砍出新型社会运动浪潮

在“Twitter革命”爆发之前，2009年就有研究机构称“美国应该从一系列危机中总结大规模群众骚乱的经验”，并称之为“战略打击”。这一“战略打击”领域受到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等军方研究机构的关注。在实践领域，美国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对外进攻的丑闻不断被爆出。例如，美国国务院被曝光试图对古巴政府进行社会化媒体的舆论攻击，2011年美军被揭露开发“傀儡”软件，建立虚假身份，传播煽动性不实信息。2016年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反而指责俄罗斯干扰了选举，通过谣言影响了舆论。种种事实无不显示出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在阿拉伯之春、英国伦敦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相继发生之后，有关社会化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日渐兴起，学术界对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主持积极说、有限说和消极说三种观点。

1．积极说

持积极说的学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代表性著作包括Philip Howard与Muzammil Hussain于2013年出版的《第四次浪潮：数字化媒体与阿拉伯之春》，其中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对中东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运动有三个方面推动作用。具体如下：

第一，社会化媒体使得社会运动规模扩大。李成贤认为，社会化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本身正好说明其功能的强大。

第二，社会化媒体中情绪氛围强化了参与者的参与立场。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在共同诉求的推动下，原本素不相识的民众走到一起。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示威者的政治立场不断得到强化。而那些原本对政治不甚关心的民众受“线上政治”的鼓舞开始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

第三，社会化媒体激发了异见者组织抗议活动，批评政府，同时传播民主化理念。社会化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原因在于，泛阿拉伯卫星网络会重复播报相关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内和国外公众对动员和活动效果的感知。

2．有限说

持有限说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对真正的泛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来说，他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并非所有阶级成员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平运用的交流平台，它也是有阶级属性的；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去武断地宣称社会化媒体可以取代左翼组织，而是应该思考它们在巩固和重建组织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

社会化媒体作用被夸大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除了社会化媒体之外，社会经济等因素对社会运动的刺激作用是更为根本的和更为深刻的。伊朗社会运动的产生正是源于伊朗本土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社会背景。因此，将其称为“Twitter革命”会阻碍我们对这种复杂性的深入挖掘和理解，同时，这个称谓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将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为科学技术，弱化了运动本身的政治色彩。2011年英国骚乱调查中，更多民众指出，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是英国社会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不公、经济不景气、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警民关系紧张等，而不是社会化媒体本身的问题。

第二，虽然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关注的并不是运动本身，而是对于社会化媒体本身的“关注和喜爱”。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对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运动进行研究发现，在整个运动中坚持到底的活动分子要比那些中途退出的人更可能拥有亲密朋友。

第三，社会化媒体通过降低人们参与活动的动机水平来增加参与程度，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参与程度增加了，但实际的参与动机却不太明显。加拿大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T.Gladwell）指出，弱关系很少会导向高危险的行动主义，社会化媒体使得群众支持某运动的前提是不向他们提过多要求，社会化媒体是通过降低参与行为所要求的动机水平，来增加参与活动方面的效果。

3．消极说

消极说主要认为社会化媒体会使得普通受众的话语权不被重视。

首先：格拉德维尔（Gladwell）等人将社交媒体活动界定为弱关系和水平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并提出通过互联网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很难产生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

其次：通过社会化媒体所形成的社会实践对民主协商后的政治信息建构和传播来说是一种挑战，因此，由社会化媒体所催生的政治文化、社会参与的意识形态话语等问题便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受技术和社会资本的限制，少数群体的声音很容易受到冷落，由此，普通受众的话语权大小值得商榷。

笔者比较赞成积极说，尽管社会化媒体不是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本动因，但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社会运动的门槛降低，形式多样。对全球社会运动的变迁趋势也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发展起来以后，社会运动也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

二、社会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机制

Rodrigo Sandoval-Almazan等提出了社会化媒体政治运动模型：触发事件、传统媒体回应、病毒式组织、现实回应。根据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新媒体创造的是一种真实虚拟空间，或者说由信息系统为边界的虚拟社区，在其中，人们可以“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形成某种群体的在场感，由此，个体得到动员，并获得更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的信息传播、社会动员、意见表达和活动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机制如下图所示。

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1．信息传播

美国学者林茨（Lynch）在研究埃及革命中新媒体的作用时，提出社会化媒体通过四种途径对集体行动产生作用：一是促使情绪不满的市民更易协调地进行公开行动；二是通过信息瀑布流提高运动参与者对成功可能性的预期；三是提高统治集团对运动的镇压成本；四是通过信息传播，戏剧性地增加了其他区域乃至全球公众的注意力。除了第三点以外，其他三种途径都是伴随着信息传播进行的。

洛杉矶的波斯语新闻网站经理梅迪·亚纳达（Mehdi Yahyanejad）认为，Twitter在伊朗国内的影响是零。而Twitter上的大部分推文都是美国人自己发送的。社会化媒体分析公司Sysomos分析结果显示，Twitter的真正优势在于，少数可以从伊朗获取信息的人能够把信息传散开来。

在埃及“受够了（Kifaya）”运动中，许多支持者就是用博客进行政治动员，参与其中的“青年变革运动”组织最为积极。在“受够了”运动期间，无论是在咖啡馆、大学礼堂，还是正在抗议的街头上，博主们都随身携带着手提电脑，随时对博客进行更新。他们的帖子多是揭露警察与安全机构对待抗议者的粗暴态度，传递社会抗议的最新进展。

李立峰（Francis L. F. Lee）等以2010年初香港铁路抗议活动为例，探讨互联网是否促进了社会运动中的公众讨论，包括运动动机、集体行为本身。研究结论是，网络作为消息来源会影响公众对社会运动的态度。60%的抗议者从互联网上了解了信息和召集令，只有49%和47%的人从传统媒体和政党方面了解到该信息。网络说服主要体现在，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来源以及支持社会运动。

2．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首先需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因素和突发变动，其次是组织者的呼吁和发起活动，再次是虚拟世界活动扩散及信息膨胀，最后是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阶段。从信息建构方面来看，群体动员的模式包括情感共鸣策略、恐怖策略、戏谑策略、诉诸理性策略等。

“阿拉伯之春”酝酿期间，反政府示威者主要是通过社会化媒体来组织游行活动，以及宣传他们行为的正当性。随着“阿拉伯之春”进入深入阶段，突尼斯人民通过社会化媒体组织反政府游行活动。其中，Twitter等平台在动员群众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埃及等一些相关国家当局甚至决定暂时切断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

在埃及社会运动实现动员的过程中，三种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反对派联盟、各反对派赖以获得支持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博客、Facebook、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研究者将这三种资源统称为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水平网络，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至少从形式上看是以水平组织和协调为主，而不是以垂直和等级制作为构成原则。特别是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运动呈现出了“线上发展、线下爆发”等特点，线上迅速聚合舆论和动员力量、组织行动，线下突然之间爆发抗议活动，而且这些运动越来越呈现出超越特定地域、趋向全球化的特点。

3．意见表达

社会化媒体对公共讨论或意见表达的实际影响如何，目前几乎没有实证研究。但是大量研究认为公共讨论和意见表达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发现公共讨论较为缺乏的原因是未形成较为和谐的公共氛围，而不是人们讨厌政治。公共讨论是一个理性讨论、批判地接受他人观点，最终获得最优决策的过程。John Dewey认为，公共讨论的最佳状态是：仔细研究问题、研究解决方案、确定评价标准、并运用这些标准来评判最优解决方案。

Philip N等学者分析发现在人们政治讨论中经常使用社会化媒体，包括青年、市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甚至还有很多女性。在运动前期和期间，他们运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工具对政府施压。研究发现，接收型和发布型讨论数量不均衡；接收者的讨论态度要比发布者更稳健和持久；网络讨论不均衡侵蚀了持续性；从个案来看，情感倾向与政治讨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种影响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网络讨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

三、香港“占中”事件中社会化媒体的作用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重点访谈以及对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分析，研究了香港“占中”事件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媒体的作用。

1．组织酝酿阶段：观念传播和聚集力量

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是占中运动的酝酿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化媒体发挥了观念传播和凝聚力量的作用。

2013年1月16日，戴耀廷在《信报》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鼓励港民及民间领袖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表达港人自决的权利，提出了占领中环的理念。同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Facebook公共主页建立，随后占中运动官方Twitter账号、Youtube账号、Instagram账号相继建立，形成了全方位的社会化媒体宣传阵地。可以看出这些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官方活动账号的建立是有预谋、有组织的。

这些早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早期为了占领道德高地，往往以发表一些呼喊式的理念、煽情的语言来对占领运动进行阐释，以求“唤醒”民众意识，发动他们加入。另外，他们也会进行“说理”，阐释自己的观点是多么正义，所反对的东西是多么的非民主。而这种方式往往能够获得两类人的拥护，一类是同样持有激进观点的人，一类是缺乏独立思考容易轻信的人。所以，发起者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由最初的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又发展出了占中十子、黄之峰、周永康等代表。虽然这仍是个小圈子，但是占领运动的核心队伍已经壮大，为之后的行动实施积聚了力量。

在这个阶段，社会化媒体发挥了观念传播和凝聚力量的作用。发起团队不断在社会化媒体中以文章、图片、访谈视频的形式阐述占中理念，呼吁抗争，将社会化媒体作为倡导工具，在网民中发起讨论议题，争取支持和同情。而像Facebook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是一个典型的同质性强的友谊网络，网友间相互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念和态度。相比大众媒体的广而散，发起者们在社会化媒体中能够迅速找到持相同观点的群体，并由他们继续渗透到各自的圈子，虽然受众仍然集中在小范围内，但是已经实现了发起者们在社会化媒体中进行力量凝聚的关键环节，即完成了公共话语的构建。

2.社会动员阶段：舆论杠杆和动员民众

2014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运动从网络中走到现实社会，事件也从小众走向大众，发起者们也进入了社会动员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化媒体发挥了舆论杠杆和民众动员的作用。

2014年6月20日至29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对占中政改公投的全民投票，分为电子投票和实体票站投票。2014年7月1日，由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预演占中”的和平静坐集会，游行人士在游行终点中环遮打道集会，有示威者响应学联号召通宵留下静坐“占领”遮打道一段马路，预演占中。

这些线下活动逐渐让占中在社会化媒体中得到关注，一些现场图片、视频在其上的传播，比发起者之前进行的呼喊式号召更能对普通民众的情绪产生影响，更能得到他们的关注。占中这个议题也才正式在社会化媒体中走向大众。而随着近三个月的持续发酵蔓延，占中运动也得到了更好的宣传，这也就为发起者们提供了更好的宣传平台，他们利用时机，持续进行相关活动的宣传和动员，让占领运动得到了更多人的知晓，也影响吸纳了更多人的加入。而这也是个滚雪球的过程--更多人的加入，会在社会化媒体上曝光更多的活动信息，也会影响更多的人，从而将关注度引向高峰。

不管这些活动最后的结果怎样，对组织者来说都是胜利，因为他们已经让占中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一些活动现场的消息、图片、视频被民众发到社会化媒体上，组织者也卖力利用其进行宣传，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数量都大幅提升。只有大众能够让这场运动真正蔓延到全社会，而社会化媒体能够利用民众这个群体来推动事件的发展。

随着大众媒体的关注度大幅下滑，更多的人通过社会化媒体获取信息。而社会化媒体中也充斥着大量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的消息。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一工具第一次接触到占中的相关信息。社交网站传递的信息是多元化的，有冲突中抗议者受伤的图片，有激动人心的文字，还有大量现场的视频，这些都会在视觉和听觉上刺激使用者，影响他们的情绪，促使他们声援或者加入抗议活动。社会化媒体不断增强人的主动性，使人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了主动的内容提供者。他们既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也是现场直播的记者，这使得传递和接受信息的门槛大大降低。

这种动员策略与其说是直接动员民众上街参与占领，不如说是动员民众参与占中的宣传推广。受网络新媒体冲击和传播格局的变化，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再单纯是传统媒体消极的受众，而是具有传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网众，也有人称之为公民记者。他们不仅具备生产海量内容的能力，还开展协同行动，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此次占中运动中，社会化媒体的社会动员作用已经不仅是发起活动，它在信息传播、情绪感染、舆论制造方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利用，超越了过去简单的活动时间、地点通知功能。发起者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动员了更多民众，使其有意无意的帮助了事件的宣传，在大量占中信息的渲染下，一些原本就“热血”的人如同找到了发泄点，一些没有辨别力的人难免会蒙蔽，甚至一些持中立观点的人也开始发生态度转变，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人走上街头，参与到占领运动中，最终实现了信息传播和走上街头的双重社会动员。

3．行动实施阶段：

组织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

2014年9月28日，占中运动正式实施，这段时期是占中运动的行动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化媒体主要承担了组织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

在社会化媒体的时代，用户从一对一变为多对多，这种多方交互模式使得抗议活动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机构和严密的层级制度的情况下依然得以有序进行。Facebook是占中组织活动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主要地点。随着事态的发展，官方的Facebook主页会提供实时更新。例如在10月17日旺角冲突中，占中官方的Facebook主页进行了实时播报，发送了冲突地点、现场局势、法律支援短信热线，进行被铺后和录口供的指导，并于次日发布紧急躲避场所地图。占领运动掀起高潮期间，名为抗争地图的动态地图在社交网络中得到疯传，地图标注出所有可能用到的信息，方便了他人参加活动，让支持者能够准确了解现场情况。这张名为“926政总抗争地图”的谷歌地图用户版本，列满了所有的活动出入口，警方封锁路线、支持需求以及支持区位置、防护事项、地铁出口、厕所位置等，并且实时更新，向所有关心香港占领中环活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提供信息。这些给予了参与者保障与支持，帮助参与者正常参与占领运动，在没有具体实体机构的情况下，承担了后方保障职能。

另外，占中运动通过社会化媒体形成了集体符号，也进一步提升了占中运动的组织性，增强了参与者的凝聚力。占中的发起者提出了很明确的口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样一个贴有普世价值标签的口号给予民众公平正义的感觉，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随着事态发展，衍生出黄丝带、黄雨伞等新的视觉符号，参与者通过网络上形成的统一，迅速将黄丝带、黄雨伞作为占中的符号，通过图片、头像的传播，获得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所以，在没有实体组织的情况下，参与者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创造、成功传播了占领运动的组织文化。

除此之外，参与者们运用丰富的新媒体技术，将占领活动通过网络推向全世界。身处香港之外的地方，要想远程参与运动，不光可以在社会化媒体上分享消息，还可以直接将自己想说的话送到运动现场——通过一个个名为“并肩上Stand By You”的网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发送信息，这些声音将被投影到运动现场的墙上和街道边的LED走马灯屏幕上。这种方式串联起了线下与线上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构成了跨时空的参与组织方式。

除了组织功能，社会化媒体最原始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占领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应用。9月28日占中正式启动，其后24小时，使用抗议话题标签发送的Twitter数量为10余万条，这大大超过了抗议活动最初几周发送的数量；这正体现了社会化媒体在新闻播报和信息传递上的优势，使得事件得以迅速传播，影响力迅速扩大。在占领运动中，Facebook的使用频率较高，因为Facebook的设计是基于人际关系的，相互关注者多为朋友和家人等“强关系”。

Youtube和Instagram则是分别以视频和图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主要进行视觉传播。这些视觉影像带给民众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这种冲击给观者情绪带来的影响远超文字本身所能带来的影响。

界小编结语

总之，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形式，通过各个社会化媒体传播，成为了各种社会运动中参与者发布信息、旁观者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社会化媒体最基础，最原始的信息传播作用得到充分利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