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金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比较政治学，上海 201620

　　内容提要：社会运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它涉及了群体冲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革命等行为。长期以来，在欧美学界逐渐形成一些主要的理论范式，包括古典的集体行为理论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的框架建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流派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迁，也反映了研究层次从宏观到中观、微观解释的变化；以及理论内核从古典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变迁解释，到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解释，再到以意义建构和象征的文化解释的转变。对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理论流派进行梳理、考察和总结，可以为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理论的知识谱系。进一步说，介绍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流派，也可以为本土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Social movement is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s of groups,the struggle,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revolution.The change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paradigm also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research level from macro to medium,and then to the microscopic interpretation,and the theoretical core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change,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then to the change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ignificance construction and symbol.To sort out,review and sum up the main theoretical schools of the western social movement can provide a knowledge system with basic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schools can als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关 键 词：社会运动/学术史/理论前沿/social movement; academic history; theoretical frontier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研究”(项目号：13CGJ02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已经具有良好的传统，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流派，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没有人可以支配社会运动研究的话语权。[1](P9-10)在欧洲学者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具有很强的哲学和人文关怀，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解释。从批判早期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大众社会理论开始，美国学者走上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路线，把社会运动的起因、过程和方向看作是各方利益之间博弈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研究中，人们假定所有社会运动都属于同种类型的实体。实际上，社会运动是一个由众多群体、组织和行动组成的，它们动员基础、斗争策略以及追求目标都是不同的。社会运动与其他组织和社会行为并不相同，这就需要区分社会运动与革命、集体行为以及利益集团这几个相似概念之间的差别①。社会运动包含了政治、宗教和伦理冲突、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运动等多种不同形式，我们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赛勒斯·拉克扎德(Cyrus Zirakzadeh)、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认为社会运动是具有广泛社会背景的特定群体，采取政治对抗的策略，追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②。一方面，社会运动不同于一般的群众集会；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以直接夺权政权或推翻政权为主要目标。

　　从学术史来看，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典理论阶段(19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

　　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视角，其一是社会心理学理论；其二是社会变迁和结构失衡理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早期的社会心理学解释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分支，其中以群体心理学理论、芝加哥学派的集体行动理论、大众社会理论以及制度主义取向的理论最为显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来说，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群体心理学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和造诣，奠定了其理论拓荒者的地位。

　　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形成了众多理论分支，在行为主义渗透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之后，颇为流行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研究路径大放异彩，具有代表性的有柯岚·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革命理论新学说，布林顿革命理论借用了“病理学”(pathology)的分析框架，为革命理论提供了一种生物学类比的解释。[2]还有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的J曲线论，泰德·格尔(Ted Gurr)的相对剥夺论等等③。无论是革命理论新学说理论，J曲线论还是相对剥夺论都依赖于对社会运动典型案例的具体解释，描述出了大众心理失衡或崩溃之后的集体动员过程和结果。然而，这些理论流派并没有脱离长期以来法国的勒朋、美国的布鲁默等人的影响。

　　在社会运动的古典理论研究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心理学解释以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不均衡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它无法带来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伯特·尤西姆(Bert Useem)把古典理论统称为“结构紧张/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理论。[3](P215-238)古典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不能解释社会怨恨、身份或新的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发展成为社会运动的，它无法建立某种符合一般规律的社会运动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某些案例中，社会怨恨无法形成社会运动，反之社会运动的形成也不一定建立在社会怨恨的基础之上。

　　(二)现代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

　　社会运动研究复兴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在美国资源动员理论以及政治过程理论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范式，至今其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理论是精英论政治观的两个变种，分别是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和后期的政治进程模型。[4]1973年，麦卡锡和扎尔德最早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设想④。资源动员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运动行动者的环境、历史机遇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视角较为适用于个案描述，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此外，资源动员理论没有解释热情、自发性和信仰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进程及后果之间的关系。[5](P379)

　　查尔斯·蒂利是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的开创者，他和道格·麦克亚当奠定了政治过程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政治过程理论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反思、批判、修正、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根据政治过程理论的观点，社会运动就是各种政治“机会”(opportunity)或“威胁”(threat)之间的博弈过程。在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是最为关键的要素⑤。1978年，查尔斯·蒂利在《从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政体模型”(polity model)模式，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由于采取常规的手段和方式，政体外成员无法获得想要的政治资源，那么社会运动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而1982年，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与黑人抗争的发展》一书中，解释了20世纪30至7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退的发展进程，认为民权运动是否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抓住各种“政治机会”。然而，政治过程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批评，一是该理论难以解释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以外的社会运动问题；二是它仍然是一种宽泛的理论模型，在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中，“政治机会”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

　　在欧洲学术界，新社会运动理论立足于解释新的阶级和身份认同，它延续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新社会运动的哲学基础是政治多元主义，认为社会中并不存在垄断性支配性的团体组织。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克兰斯·奥菲(Claus Offe)，意大利学者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o Melucci)是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图海纳认为阶级对抗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在由技术主导的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为不同价值理念的竞争。物质诉求如财富、健康以及地位等不再居于重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理念、身份和认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集中表现。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生活世界”(life world)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威胁，人们因此产生了种种不满和紧张倾向，在对抗商品化和科层制的威胁时，社会运动成为一个重要诉求。

　　(三)当代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领域的文化视角，经历了从古典理论以及古典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再到新的社会建构论三个发展阶段。[6]在20世纪60—9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性的、结构的以及组织的视角占据了垄断地位，文化建构的研究成果较少。然而，蒂利、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马克·利齐巴奇(Mark Lichbach)、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戴维·斯诺(David A.Snow)、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以及罗伯特·本福特(Robert Benford)等人非常重视社会运动的文化主义研究进路。社会运动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结构层面上，而是由此引入了文化主义的视角。[7]在这一时期，“文化”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争论的核心要素。

　　社会建构论是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学派，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运动产生原因和诱发机制层面。文化包涵了多种意义，如社会运动的规则、框架、制度和价值等方面，同时也涵盖了感情、精神、策略和意识形态等内容。甘姆森、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和戴维·斯诺等人是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其中，戴维·斯诺是框架建构论的集大成者，他主张用“框架”的概念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于社会运动的理解。斯诺等人汲取了诸多理论资源，分析了框架进程、意识形态和扩散领域之间的关系，完善了框架建构的理论。[8](P380)所谓“框架”就是一种行动者所理解和认识的目标、情境、事件、经历和行动重要性。[9](P133-155)框架分析体现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它批判了“动员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的解释，力图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的生产，来获取行动者对其社会运动目标的主观和价值认同。意义建构是框架的基本功能，它关注社会愤恨是如何被解释、“包裹”和促动起来的。社会怨愤是引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媒介，但认为怨愤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更多的是社会运动家建构的结果。

　　在社会运动研究的文化主义视角中，出现了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如文化可以代表太多的内容，它既可以指规则、意识和价值，也可以是情感、情绪等内容。批评意见认为人们无法解释“文化”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它不过是一种机械的元叙事。关于斗争政治的研究方法，在文化主义、理性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是徒劳无益的。[10](P391)无论如何，古典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建立在文化解释基础上的框架建构理论，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主张(见表1)。

　　二、社会运动研究的经典议题

　　社会运动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一是宏观层面社会运动的起源和社会结构；二是中观层面社会运动何以成功；三是微观层面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

　　(一)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

　　社会运动的起源和社会基础是古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宏观层面上解释社会运动的起源和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其中也涵盖了多种要素，如文化观念、社会心理、感情和价值观以及政治结构等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以及韦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都涉及了这一问题。他们从国家与社会、阶级与阶层之间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多层次、全方位地解释现代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然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需要强调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即社会结构分化、政治分裂、科技进步、全球性问题、市场力量、国际机制的制度化等。

　　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是社会宏观进程对于社会动员带来的影响，也就是所谓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催生社会运动。由于全球大众教育普及和民主意识的扩散，以身份和价值认同为核心的参与政治盛行于欧洲国家之中，民主化，参与政治和公民权，绿党运动，性别政治，移民，认同和跨国社群，跨国倡议网络等等，都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

　　(二)社会运动何以获得成功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运动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也即社会运动组织如何利用所依赖的各种“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在资源动员理论中，议题企业家(issue entrepreneurs)和专业的社会运动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麦卡锡和扎尔德认为，扩大的个人自愿、专业化以及可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是运动的关键。资源动员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方向：一是分析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的形态；二是分析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mobilization context)⑥。

　　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试图挑战“搭便车”的理论假设，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认为个人总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的，因此人们不必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也可以获得“收益”⑦。然而，资源动员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它认为社会运动并非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偶然现象；同时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行为者。如果我们简单地将“理性”引入到社会研究当中，便会陷入同义反复的悖论和陷阱⑧。根据资源动员理论的解释，社会运动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就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资源动员理论，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社会怨恨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假设。在资源动员理论中，主要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抗争运动剧增的原因，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或者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而是可供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是对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结果。[11](P1212-1241)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发生的组织基础和条件，解释为什么行动者参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是如何获得成功的。[12](P13)资源动员是社会运动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运动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在麦卡锡和扎尔德的资源动员理论中，所谓“资源”主要指的是物力和财力。然而，在后来的大多数研究中，“资源”的概念被滥用和泛化了。“资源”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人们经常把它泛指为一切有利于形成社会运动的条件⑨。对于麦卡锡和扎尔德来说，社会运动组织是资源动员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社会运动组织如何寻求各种外部“资源”，并且正确地评估和处理社会运动参与者与当局之间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发展，麦卡锡和扎尔德又认为，近年来社会变迁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多可用的“资源”，包括高等教育的扩展以及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等等。此外，在麦卡锡和扎尔德的资源动员理论中，尤其强调社会运动专业组织的作用。在由大众的不满和愤恨情绪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议题企业家(issue entrepreneurs)和社会运动组织起到了汇集“资源”的关键作用。

　　如麦克亚当所言，资源动员理论只能解释那些由政治精英所发起的有组织的变革。麦克亚当对于“资源”与“政治机会”做了区分。在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运动的形成是因为各种“政治机会”的增大，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与社会运动参与者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运动中，“政治机会结构”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概念可以统摄所有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过程。塔罗对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就是变化的政治机会⑩。塔罗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有利于我们解释发生在不同地方社会运动的战略、结构与结果。在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中，融合了政治机会结构、组织资源以及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三种要素。麦克亚当使用这三个相互补充和支持的概念，试图解释所有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从而创造一种稳定的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过程”理论(11)。政治机会结构包括各种政治变机(shift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主要指的是有利于形成社会运动的所有政治机会。“政治机会结构”不是形成社会运动的不变条件，而应该看成是解释社会运动何时出现的一系列线索。[13](P26-27)组织资源包括内生组织的强度，参与者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社会运动组织的联系网络以及领导成员的个人能力。认知解放指的是一种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对社会运动具有集体特性意义的共识建立在“认知解放”的基础上(12)。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型中，政治机会结构和组织资源仍具有核心地位，而认知解放可以维系行动者之间的团结，进而推动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社会运动的发展受制于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控制程度包括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政治环境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焦点问题，它指的是政治环境结构即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因素。政治体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认为，民主国家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以及更多的“政治机会”；而在威权国家中，由于国家严格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因此爆发社会运动的几率是较低的。由于受到政治权力以及国家法律等限制，社会运动的发展受到了较多的阻力。

　　社会运动是无组织的、非法的以及自发性运动，比如贫民窟的骚乱，失业人群的罢工以及抗议政府政策的集会和游行示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难以用正当性和非正当性等政治伦理标准来衡量社会运动的属性。比如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于欧美国家的民主改革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德国法西斯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以及近年来欧美国家的种族骚乱事件，都给社会运动带来了极坏的名声。

　　(三)人们为何参与社会运动

　　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再是社会结构变迁，而是个人层面的参与动机问题。集体认同感和个人情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框架”建构理论正是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第一，在“框架”建构理论中，文化具有规范、导引和约束的作用。文化塑造了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目标，能够约束和激励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而在斯诺等人看来，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是社会动员的关键要素。它能够改变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集体动员的策略性框架。第二，文化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建构一种“共享”的意义，从而推动社会运动的形成。既要有能够形成集体身份的象征符号，同时参与者又必须熟悉这种符号。[14](P143)在“共识动员”模式中，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是可以被建构和营造的。然而，运动的象征符号变化，既非直接源于文化，也非由意识形态随意捏造，而是在运动的各种变化背景下战略互动的结果。[14](P146)共同意识是理解社会运动参与者动机的基础。

　　三、社会运动研究的前沿问题

　　(一)社会运动中的文化和情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主流理论主要讨论的基本概念是组织、动员、资源、机会、交换、策略、结构和利益等等，鲜有涉及情绪方面的研究。为了强调理性选择的理论假设，情绪等因素是被剔出社会运动研究之外的。到了90 年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社会运动不只是利益计算一个面向，情绪和文化是不可以忽视的要求。行动者的情绪、仪式以及宗教等因素，是社会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一前提下，古典社会心理学理论一直强调的，在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研究中被忽视的情感因素，重新被引入社会运动研究中来。人们对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同时也强调进一步重视感情、情绪等因素的重要性。[15](P27-55)研究者创造或借鉴了一些新的概念，如抗议剧码(protest repertoire)、工具箱(tool-kits)、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框架等等，用于分析社会运动中的文化情感要素。

　　人们之所以会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关键在于组织者如何成功地进行“情绪”的动员。第一，社会运动组织需要“情感”来维系参与者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需要将成员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同志般的友谊以及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16](P55)对于社会运动来说，文化的分析不仅表现在可以维系成员之间的忠诚，还包括其他情绪、道德甚至是宗教情感的分析。第二，对于社会运动中情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早期集体行为中某种类似于宗教感情的内容。在19世纪秘密结社的政治团体中，设置了一系列入会仪式、暗语和誓言等辅助的非正式规则，而现代的社会运动去除掉了这些神秘复杂的仪式，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一系列表演形式，蒂利称之为“集体行动的剧码”(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第三，在集体动员过程中，激进情绪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体仪式以及亢奋能够营造出有利于动员的情绪。

　　(二)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直到最近，社会运动的研究议程才逐渐涉及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美国西北大学艾尔东·莫里斯(Aldon Morris)教授的观点，媒体可以决定社会运动的结果。媒体与政府以及行动者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充当的是中介的作用。新兴媒体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触摸媒体等等，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本质和面貌。它使得传播者和受众逐渐成为交流者，两者之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互联网和其他新兴电子媒体如何影响集体动员，是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7](P203-226)关于媒体如何影响政府当局的干预方案，以及如何引导公共舆论的问题，是社会运动研究关注的一个新方向。实际上，在这一方面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是值得借鉴的。然而，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发展进程，以及从符号和意义来解读社会运动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与主流理论的研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生态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以及恐怖主义运动

　　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以及信息社会，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形态。20世纪80年代的反核运动和生态运动，90年代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及90年代末期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甚至是恐怖主义运动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德国的生态运动一方面对于现有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消费文化表现出了忧虑和担心。生态运动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等政治主张，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这对全球的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爆发了一些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参与者认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问题的根源是“全球化”，只能通过反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由于西方国家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同时国际游资缺乏监管，这引起了全球失业、社会分裂和弱势群体等问题，也加速了全球贫富分化的进程。反全球化在街头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举办社会论坛等等，通过这样多样化的形式，对于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根基的全球化进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手机和网络以及其他跨国交流行为拓宽了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当前的恐怖主义运动并不以争取公共支持或就政治交易为目标，它们反抗的是全球霸权的主要象征——美国。

　　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具有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原因在于社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目前，社会运动研究仍然缺乏普适性的理论范式，无论是古典的集体行为理论，主流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和框架建构理论等等，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前沿进展主要集中在如何多层面地解释社会运动的动因，社会运动中的情绪问题，社会动员与新型媒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研究非西方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等等。总之，任何一种理论流派都只是一种观察视角，只有持续地关注社会运动的现实，才能提供更好的理论解释。

　　注释：

　　①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般指的是人们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集体行为是指人们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所产生短时效的共同心态与行为，在社会运动组织的协调下，也可能形成一种长期的、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运动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与政府的正常联系通道也比较畅通。

　　②拉克扎德和吉登斯对于社会运动的定义，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属性和特征。参见Cyrus Zirakzadeh,Social Movement in Politics:A Comparative Study,London:Longman,1997,pp.4-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901页，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等因素会提高人民对于未来的期望，当政府不能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时，就会推动社会运动的形成和爆发。美国学者柯岚·布尔顿的《革命之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詹姆斯·戴维斯的《人们何时以及为何会反抗：政治暴力和革命的一个读本》(When Men Revolt and Why:A Reader i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New York:Free Press,1971)以及泰德·格尔的《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等都是属于这种研究路径。

　　④1973年，麦卡锡和扎尔德公开发表了一个小册子《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他们指出“资源动员”理论不是参与者的意识和人力，而是“资源”成为社会运动形成的关键要素。“资源”可以支持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并维持其活力。然而，该理论并不否认社会“怨恨”的存在，而不是强调社会不满的结构性条件。参见John McCarthy Mayer Zald,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N.J.:GeneralLearning Corporation,1973.

　　⑤美国学者彼得·埃辛格(Peter Eisinger)在对美国不同城市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爆发社会运动的几率与城市最高行政长官、选举方式、社交网络以及社会分裂程度等“政治机会结构”相关。他最早提出了“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认为这是社会运动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参见Peter Eisinger,"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7,1973,pp.11-28.

　　⑥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区分了早期资源动员理论的两种不同研究取向，一是认为社会运动是以非常态的形式从事政治活动，这一派的学者包括奥伯肖尔、蒂利和甘姆森等人，他们分析的核心概念就是“政治机会结构”；二是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是社会运动的核心要素，这一派的学者主要包括麦卡锡和扎尔德。参见Charles Perrow,"The Sixties Observed",in Mayer Zald and John McCarthy,(eds.),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Resource Mobilization,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Cambridge,MA:Winthrop,1979,pp.192-21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⑦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由于存在“搭便车”行为，减弱了人们参与社会运动以争取获得个人利益的动机，这使得集体行动难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社会运动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⑧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理性的假设存在着重大缺陷。具体来说：一是它忽视了人们的价值差异和冲突；二是错误地使用了“搭便车”的理论假设；三是忽略了个体行动者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地位等社会环境。参见[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儿·麦克拉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第35页。

　　⑨查尔斯·蒂利认为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资源”包括土地、人力、资源和技术性技能。参见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McGraw-Hill,1978,p.69.弗里曼把运动“资源”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地位资源以及非特定资源。参见Jo Freeman,"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trategy:A Model for Analyz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Actions",in Mayer Zald and John McCarthy,(eds.),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Cambridge,MA:Winthrop,1979,pp.167-189.

　　⑩塔罗认为变化的政治机会包括五个要素，一是封闭政体走向开放；二是政治联盟的稳定与否；三是联盟和支持群体的存在与否；四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程度；五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参见Sidney Tarrow,"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4,1988,pp.421-440.

　　(11)在蒂利的政治过程理论中，也认为社会运动有三种要素构成，即运动的目标、专门的组织和联盟以及展示。社会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提出群体性诉求伸张的运动(campaign)；二是为特定目标组成专门协会和联盟，并采取一系列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以及请愿等常备剧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三是参与者协同一致表现出价值(worthing)、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奉献(commitment)等所谓的“WUNC”展示。参见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第4-7页。

　　(12)麦克亚当所谓“认知解放”与古典理论强调的大众心理不同，它指的是一种群体所共享的认知状态。参见杨灵：《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1930-1970)〉》，《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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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Jeff Goodwin,James Jasper.Caught in a Winding,Snarling Vine: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J].Sociological Forum,Vol.14,1999.

　　[16]James Jasper.The Art of Moral Protest:Culture,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