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如何影响围观群众

“对不起这位市民，我知我阻碍你很不忿”
——My Little Airport 《今夜到干诺道中一起瞓》

二月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和伯克利反法西斯组织（Berkeley Antifa）的成员在校园中集会，抗议到访的极右翼人士 Milo Yiannopoulos，原本和平的抗议一度升级、并导致讲座取消。事后，舆论一边倒地对抗议者采取的暴力手段表示不满，校方也极力撇清自己和暴力施行者的关系。被保守派推崇的政治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更是在推特上直言：学生们这是向地狱迈进了一步。

这当然不是大众第一次对抗议者产生不满。 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运动中，不少群众不仅不是运动参与者的帮手，而且常常对抗议行动产生各种误解和抵制。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个路人对一个正在攀爬雕像的抗议者的评价是：“我知道他要表达一种观点，但我实在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同年的埃及开罗抗议被清场后，有个路人在采访中说：“终于结束了！我不反对抗议，但是我们普通人需要一个正常呼吸的空间，需要一个畅通的交通。” 后来在纪录片《革命…其后》，观众也可以发现，埃及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对首都的抗议采取了漠然的态度。而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很多市民和商家同样对扰乱交通秩序的抗议者非常不满。更戏剧性的一幕则出现在莫斯科一次同志游行中：有一些路人先是保护抗议者不被警察殴打，但当他们得知抗议的内容居然是支持同性恋后，就马上收回了同情、离开现场。

鲜有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以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运动对普通人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大众可以被示威行动所鼓舞，也可以对抗议感到困惑甚至敌视。试图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在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看来也许是崇高的，但在普通人看来也许只是手机上闪过的几条新闻推送。如果社会运动的能力无法辐射向更广的受众，那么社运所能留下的影响，就只是凝结在少数人的人生体验里，随着旧时代的退场而随风而逝。

很可惜，社科学界关注社会运动多年，却没有多少研究真正聚焦于社会运动如何影响普通人的观念。

1973 年，学者 Berkowitz 使用盖洛普的民调数据，研究反越战抗议是否改变了大众的政治态度。可惜因为当时数据质量不高，因果推断也不够发达，统计结果发现抗议居然没带来任何长期影响。

绝望的 Berkowitz 放弃了研究这一领域，而其他学者似乎也不怎么跟进相关的话题，而是把精力放在社运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很多民主国家的学者认为，社运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政策，大众观念的变迁如果没法通过投票倾向和政策结果反映出来，就没有意义。就这样，关于社运如何影响大众观念的研究被荒芜了三四十年，直到本世纪才被人重新拾起。

社会运动能教育群众吗？

虽然新一代研究者们终于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对普通人观念的影响，但是要准确测量这种影响却并非易事——社会运动的兴起常常无法预料，普通的社会调查又不是为了研究社运而设计的。

因此，研究者主要依赖两种办法来间接测量社运的影响。第一，如果抗议和社会调查的时间间隔比较长，或者一次调查样本不足，就合并多次社运和调查数据，研究多个时间段内抗议的次数是否与之后社会调查中人们的政治社会态度相关；第二，利用各种偶然的巧合，比如某个社会调查正好在重要抗议前后进行，那么就可以比较那些受到抗议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的政治态度。

第一种办法的代表作是两位政治学者 Banaszak 和 Ondercin 的女权运动研究。他们以经典社运数据库 Dynamic of Collective Action（DCA）的抗议数据为依据，发现 1960 到 1992 年间，哪怕排除社会政策和妇女就业比率提升的影响，美国女权运动也显著推动了公众的观念进步。两个季度间的女权抗议数量哪怕增加一次，公众态度的转变速度都可以提升一倍。

但是，基于媒体报道的社运数据库常常无法揭示真实的历史，这些数据库往往只能反映抗议发生的次数，而不能反映抗议的内容和规模，因此会导致很多问题（参见《数据解码 | 社运研究中的数据陷阱》http://cnpolitics.org/2014/12/data-in-collective-action/ ）。另外，因为覆盖的年份太多，类似的研究也无法真正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了第二种办法。北卡大学和圣母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团队，就用这种方法研究了 1960 年美国民权运动中的 “入座抗议”（sit-in）对南方居民的观念影响。非常幸运的是，在 1961 年初，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曾经对居住在南部各州的几百位白人居民进行了访谈。借由这些珍贵的访谈资料，研究者可以分析各种因素如何影响白人对民权运动的支持。结果发现，虽然九成的南方白人都无法认同民权运动的价值观，但如果一个受访者所居住的县曾发生过 “入座抗议”，那么他明显比其他受访者更接受民权运动的理念。

千姿百态的运动，南辕北辙的民意

以上两项研究，似乎都显示了社运对大众观念的正向影响。但更多的分析则显示，不同形态、不同策略的社会抗议，对普通人态度的影响可能是不一致的。

2006 年初，美国的拉丁裔为了抗议众议院通过的反移民法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 350 多次游行，累计参与人次达到五百万之多。凑巧的是，针对拉丁裔的社会调查也恰好贯穿了整个游行——有人在抗议前接受了调查，有人则在抗议之后——这为研究者考察抗议的影响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于是，多项研究都以此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位政治学者 Wallace，Zepeda-Milla´n 和 Jones-Correa 的论文。他们发现，不同规模的抗议对普通人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如果受访者在接受访谈之前，全美已经出现过超过一万人的抗议，那么他们对选举政治的热情就会下降，对政治现状也会感到更加无助（政治效能下降）。但如果在受访前的三十天内，被访者居住地附近出现的中小型抗议更多，受访者反而更容易相信自己具有影响政府的能力（政治效能提高）。

为何大规模抗议和中小型抗议会带来相反的影响？研究者对 120 位社会运动组织负责人和抗议组织者的定性访谈揭示了可能的原因：抗议规模的不同，决定了抗议中使用的话语不同。

在 2006 年的大规模抗议中，各个参与团体秉持着不同的主张，温和团体主张塑造一个统一的美国梦蓝图、将移民塑造成和普通公民一样的美国人，而激进团体则主张多元开放、排斥一元叙事、突出移民本身的文化特色。因此，那些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大规模抗议的人们，有机会目睹同一个抗议中不同的声音，也因此对政府产生了更批判的态度。

相比之下，中小型的抗议一般发生在规模小的城市，那里的组织一般都提倡美国的主流价值观。那些见证中小型抗议的人们，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美国梦话语。因此，这些抗议反而增加了观者对于目前政治体系的信心、相信移民还是有能力改变政府的决策。

在今年最新的工作论文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的 Wasow 重新将视线拉回到民权运动。他的发现则是，民权运动中黑人抗议的暴力程度，决定了运动是否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1960 年代初，黑人领导的非暴力抗争让大众意识到了民权运动的重要性，使得更多人在 1964、1968 和 1972 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具体来说，距离非暴力抗议地点 100 英里以内的县，1964 到 1972 年间民主党的得票份额比其他县要高。

然而，如果黑人主导的民权抗争使用了暴力手段，大众则明显开始关心社会控制的问题。作者的因果推断方法甚至预测，如果暴力抗议减少一些，1968 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汉弗莱可能将战胜共和党的尼克松。

当然，黑人的暴力抗争行动使得白人普遍开始担心社会控制的问题，这并不能证明暴力抗议的不正当，而至多说明处于压迫者位置的白人们感受到了威胁。社运组织者当然可以提倡非暴力的策略，但一个抗议现场是否出现暴力抗争行为，却往往不是运动发起者可以控制的。抗议者的暴力，常常是警察故意激化的结果。另外，Wasow 也没能区分出 60 年代那些白人主导的社运暴力所带来的影响。

上述研究告诉我们：抗议事件对普通人态度的影响，会因抗议形态的不同而不同。除此以外，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通过 “一个人是否居住在有抗议的地方”、以及其居住地到抗议地点的距离长短，来衡量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 “见证” 了抗议事件。但是，这种测量方式也造成了一些共同的局限。

首先，一个地方是否出现抗议，这并不是随机的。当地的社会政治文化，可能恰恰就是决定抗议是否出现的重要因素。在有抗议的地方居住的人，可能显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居民。

第二，一个人居住在发生了抗议的城市，不代表这个人就 “见证” 了抗议；一个城市没发生抗议事件，也不代表这个城市的居民就没有通过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等方式 “见证” 其他地方发生的抗议。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见证了社运，很可能和他们离社运现场的距离远近无关。因此，以上的文献无法揭示社运造成大众观念变化的机制。

可以从新闻里读到你，别让我真的看见你

对于以上研究的局限，是否有化解之道？去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政治系的 Schwartz 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采用巧妙的实验设计来克服上述局限，不仅推动了研究范式的更新，也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半民主国家。

Schwartz 选择墨西哥城的抗议作为研究的对象。作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一个典型的社运城市，每年大约有 3000 多次大小抗议发生。因为整个城市布局像棋盘一样铺开，所以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受到社运影响的程度差别就会很大。凑巧的是，作者开展田野研究的时候，正赶上 2015 年墨西哥的又一轮抗议潮：2014 年 9 月，4 3位学生在去首都纪念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路途中，被地方政府势力绑架并杀害。 之后将近一年里，针对此事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一直在墨西哥城持续，诉求也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更广的社会正义议题。

Schwartz 不仅想区分不同类型抗议的影响，而且还试图厘清人们接触社运的不同方式——是通过媒体间接接触，还是身临抗议现场——会给人们的态度带来什么不同影响 。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她设计了两阶段的实验。

在第一阶段实验中，Schwartz 将实验参与者分为五组。在控制组以外的四个实验组中，参与者看到了四种不同的抗议新闻，四条新闻各自描绘了规模大或小、暴力程度高或低的四种社运。

Schwartz 的实验结果，和前面介绍的研究发现非常不同：不管媒体如何报道这些社运现场，人们阅读了报道以后，政治参与意识都会显著提高。尤其对那些本来就对当局不满的人来说，效果更加明显。实验参与者与家人朋友谈论政治、阅读新闻、参与请愿、参与线下抗议、参与投票的意愿都提高了。这一效果，恰恰是在大规模暴力抗议的新闻那里最为显著。

在第二阶段实验中，Schwartz 邀请实验参与者到市区的某个地方领取研究奖励。两个实验组的人分别被要求在一大一小两次抗议的当天去领取奖励，而控制组的人出行当天则没有抗议发生。由于 Schwartz 指定的地点非常接近抗议现场，所以在抗议当天出行的人，就必定要目睹甚至穿过抗议的人群。

实验参与者到达后，Schwartz 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了之前研究中从未出现的趋势：群众的政治参与态度极化了。也就是说，选择完全不想参与和非常想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的比例都明显提高了。而如果将数据综合起来看，直接接触到抗议的经历减弱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意愿，接触到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尤其如此。

直接经历线下抗议为什么反而让普通人远离政治？分析问卷数据给出的答案是，直接目睹抗议和从新闻里间接了解抗议，这两者似乎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直接目睹抗议不仅让人们情绪更加沮丧和紧张，而且让人对自己认识政治的能力感到更不确定了（政治效能下降）。而间接从媒体得知抗议，则会产生各种正面情绪、激发了普通人的政治参与意识。

Schwartz 的论文结论并不让人乐观。她证实了普通人对抗议的不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不满往往在大众亲眼目睹抗议后集中爆发。如果不沉浸于社运现场的氛围、而只是匆匆路过，大众对抗议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对日常秩序的破坏。

相比之下，媒体的新闻报道很多时候确实有效 “屏蔽” 了社运现场那种充满不确定性和破坏感的氛围。虽然社运研究常常批评媒体有意污名化社运的参与者、突出社运的冲突和内部分裂，但媒体报道有时也能打消人们对社运诉求的疑惑，使得他们更相信抗议者所从事的事业。

做好最坏的打算

社会运动研究是受到数据限制最大的研究领域之一。直到目前，对于 “社运如何影响普通人” 这一问题，学术研究还没能作出系统性的结论。这既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和语境的差异，也可能由于研究者关注的影响都比较短期，因而大众的观念还未能沉淀下来。

但至少，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因为社运形态的多样化、以及普通人卷入程度的不同而呈现极大的差异。抗议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思考，如何让不直接介入抗争的大众，最大程度地理解抗议的手段与目标。同时，作为持续挑战政治精英的社会运动，也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是有可能从社运诉求中获益的普通人，也不是社运组织者的天然盟友，他们与社运的近距离接触，也许正是他们远离运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