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19年夏季以来，以北欧国家为首发起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在全球媒体及社交网络平台掀起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般的热议，而环境与气候问题亦借此再度重回公众瞩目的焦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运动和以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为首的环保领域活跃人士，国内外各方舆论均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支持者认为气候变化运动与年轻的活动家展现了年轻一代敢于站出来发声的勇气，折射了人们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而反对者则质疑气候运动及活动家背后的动机、是否掺杂了政治影响。两方阵营争执不下，显然谁都未能真正说服对方。

澳大利亚举行全球气候变化游行活动

9月27日是全球气候变化游行日，世界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成为多国媒体的头条新闻，而各国民众对此更是讨论得如火如荼。我翻阅着网上的评论，忽然心生一丝感慨，想浅谈一下自己作为一名可再生能源专业的学生的看法。我曾在本轮全球气候变化运动发起国瑞典学习生活过两年，目前长居另一个同样以以环保及可再生能源见长的国家冰岛，过去也曾在被气候活动家所重点抨击的美国学习工作生活过七年，故对这几个国家有一点浅显的了解，意欲尝试浅析本轮气候变化运动背后的动机及各国网友所持不同观点的分歧成因。

此次舆论对立有诸多成因，但显而易见的是大家对气候变化运动的第一反应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与切入点，本质并无对错之分。我既能理解支持气候变化运动和气候活动家的一方，也能理解反对的一方。支持方是社会性的出发点，重视社会平等与正义（social equality & social justice），认为解决问题应以社会需求出发，先有社会倡议与社会意识（social advocacy & social awareness），激发社会各方群体的参与式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与社会层面的反思（social reflection），后带动可行的解决方案。而反对方则为奉行务实主义的出发点，认为应先提出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技术，并付诸于行动。在解决问题后，社会意识的形成便会自行水到渠成。从我曾经的社科背景（社会发展学）角度来说我是支持前者的，我相信应该也没有社科学者会对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重要性表示异议。而从本人目前的工科背景（可再生能源）角度而言，我同样支持后者，因为工科一向务实，脱离不了应用与实践。两方阵营其实并无对立的必要，大可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一起达到共同的目标。光有社会倡议易流于空谈，而光有实践方案则只能闷头苦干，即便最终解决了问题也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无法引起社会各方群体的反思。只要双方最终的诉求是一致的，携手达到环保减排、缓解气候变化压力、促进能源结构转变等目标即可。

各国发展阶段与诉求不同

前文已谈及气候变化运动的支持方普遍重视社会平等与正义，故选择发动游行和四处宣传环保减排的重要性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本轮全球气候变化游行的大规模爆发可追溯到瑞典学生周五的游行。起初影响力只在北欧地区传播，因为呼吁全社会关注环境与气候问题在北欧整体是受舆论认可的正面形象。长居北欧后，我也逐渐开始能理解北欧人民对环境与气候问题的一腔执念：离极地越近的国家对气候变化越敏感。尤其当我亲眼看到冰岛与格陵兰岛的冰川消融速度快到有多令人心碎后，潜意识里对这方面的议题自然会给予更多关注。我一个外来人士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北欧当地民众了。如果这些社会号召行动仅仅发生在北欧地区范围内，可能最后就是一桩没有什么争议的美谈。但当气候变化运动的影响力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时，纷争便出现了：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诉求及优先考虑的事情也必然不同。

那么气候活动家为何仍然不惜顶着争议执著于将气候变化运动的影响力扩散至全世界呢？我猜可能是因为北欧人已经相当绝望了。目前学界多数科研人员还是认同人类活动加剧了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通过燃烧大量化石燃料及其他一些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已前所未有地快速改变了地球碳循环速度，超出了地球自身可调控的范围。环境及气候变化问题已持续多年，起初北欧人从自身做起，痛定思痛彻底调整了能源结构，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极度依赖逐步发展到如今以新能源为支柱的良好状态。比如冰岛能源供应以水电及地热为主，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9.9%，这一比例在挪威也有近98%（以水电为主），而瑞典以水电与核电为主（以及林业资源），丹麦以风能和生物能为主，芬兰以生物能为主（芬兰与瑞典同为林业资源大国）。此外北欧各国还严格执行着垃圾分类及回收举措，并绞尽脑汁尝试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比如瑞典马尔默的Sysav垃圾焚烧发电厂（Sysav waste-to-energy plant）致力于实现零排放，且已形成稳定的盈利状态。

冰岛地热能源

北欧人以为自己做到足够好，情况就会相应好转。然而事与愿违，环境依然在恶化，气温屡屡刷新纪录。他们的崩溃情绪开始涌现：单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