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潮在近代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反映了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与要求,以及资本运行的逻辑与法则,是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相适应的一种意识形态与理论逻辑。这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并且愈益走向绝对与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它形成的时刻起就已经包裹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坚持一己利益的绝对正当性,可能导致完全否认他人的利益。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最终导致的,并非是真正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和“个人自我实现”,很可能是如存在主义者担忧的“他人为地狱”、“人对人如狼”的丛林生存法则的滥行。

　　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隐喻,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解决个人功利与他人功利的对立冲突。但斯密始终没能勾画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运作的端倪和详密,也始终没有能够证明这只“看不见的手”怎么能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严格证明,后来的经济学家只是称这一理论为斯密“信条”,而不是斯密“定理”。

　　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自诞生以来,虽然一直被西方主流学者视为理论经典,但仍受到来自不同流派的质疑、修正与批判。

　　与斯密不同,帕累托关注的是个人利益增进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帕累托那里,个人自利行为并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并为市场运行过程中个人利增导致他人利损而担忧。为此,帕累托提出了解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帕累托法则。帕累托试图为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个人逐利行为,制定一条社会福利规范与道德伦理底线。

　　庇古对“看不见的手”更加不信任,他关注个人自利行为对社会和他人产生的负“外部性”。他主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管理与调节,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庇古”税,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庇古认为,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要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除了在生产方面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还应该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国家应该通过累进制向富人征所得税,以用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状况,通过“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途径,促进全社会实际经济福利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