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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法国流行音乐的二三事

                                                               文/孙孟晋

让·雅尔，一位帅哥级别的法国电子音乐家，他被中国人认识，应该不是他和几大国宝级的女明星的婚事，尽管夏洛特·兰普琳和伊莎贝拉·阿佳妮是无数文青的女神。让·雅尔在当代中法音乐史上的重要性远远大过其他后来的法国音乐使者。他是文革之后，完成“破冰之旅”的西方音乐家。

有一部纪录片记录了1981年让·雅尔来中国演出的前前后后，我记得那次他是在上海万人体育馆（如今的上海大舞台）演出的，我父亲带我去看了这场演出，当时年纪小，并不知道雅尔是怎么在合成器上做音乐的，还记得有个报幕员说这是“太空音乐”，现在看来，当年中国有关部门选择雅尔，一部分原因是他的音乐没有歌词，不会惹麻烦。

往后法国的音乐使者，最有名的莫过于通俗钢琴家理查·克莱德曼，几乎每年岁末都要来中国，现场教授在望子成龙的父母督阵下的孩子们，据说，技巧略为复杂的另一位钢琴家马克西姆的演出票并不好卖，一家三口争相观看克莱德曼，是因为容易学。但是这位喜欢轻柔演奏“水边的阿迪丽娜”的钢琴王子在法兰西几乎是没有市场的。

相对于电影、文学和艺术来说，法国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市场并不大。我们对法国流行音乐的了解也基本上停留在香颂这个层面上。电影《玫瑰人生》炒红了已故的埃迪特·皮亚芙(Edith piaf)，年迈的皮亚芙找了一位比她小21岁的希腊帅哥做老公，法国人的浪漫与自由可不是一两首香颂能替代的。另一部电影《英雄人生》让我们看到了法国流行领域曾经的大帝——塞尔日·甘斯布叛逆的一面。甘斯布在音乐上造就了两个漂亮女人毕姬·巴铎和简·伯金，甘斯布沉浸在烟草和性的双重飞越中，这位俄裔移民的后代，感受的巴黎有波德莱尔的一面，在寄寓抒情的天性下拒绝平凡。而甘斯布年轻时的好友、小说家鲍里斯·维昂又教会了他玩世不恭的一面。

甘斯布被人称为真正的朋克，也是基于某些糟糕的人生状态，他的颓废让简·伯金带着女儿夏洛特·甘斯布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一直给简·伯金写歌，这是因为他是个深刻的情种。当年围着萨特和鲍里斯·维昂这些大师转的女文艺青年里，也有不少歌星，和爵士大师迈尔斯·戴维斯有真爱的朱丽特·格蕾科（Juliette Greco）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被被称为左岸的海洛因和诗歌的盛宴，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波伏娃和萨冈的结合体。

法国流行音乐还有个惯例，演而优则唱，从伊夫·蒙当、让娜·莫罗，到德纳芙、苏菲·玛索等等，都是唱歌的高手。如今法国流行音乐早就改朝换代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串世界级的名字：Gotan Project、Daft Punk、Phoenix……连简·伯金的小女儿Lou Doillon也开始独霸天下了。

法国由于和非洲的渊源关系，导致了许多非洲音乐天才到法国发展，如世界级的世界音乐代表西塞利亚·艾芙拉（Cesaria Evora）和萨立夫·凯塔（Salif Keita）等等，这个名单还很长。除外，巴黎还吸引比利时人阿诺（Arno）和英国人简·伯金，连希腊歌后娜娜·莫斯科丽也算半个法国人。

前年，我做过法国著名音乐人扬·提尔森的演出，他的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在酒吧里喝得高兴，每人在留言墙上写上自己的国家或者家乡的名字，扬·提尔森写了布列塔尼。位于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曾经是独立的公国，由高卢人和英国移民组成。

多元文化下的法国流行音乐，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