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建国初周恩来为何主张不判日本战犯死刑？

核心提示：一次，周总理来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说日本战犯该杀。周总理问：“为什么？”我年轻气盛，大声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说：“全国共有1000多名战犯，全杀了就能平民愤吗？不杀，让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吗？”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9月10日15版，作者：王石林，原题为：《与周总理讨论日本战犯该不该杀》

1956年，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开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在此之前，我参与了太原侦讯日本战犯工作。

3个月培训确立审判原则

1953年，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奉中央命令，在公检法抽调干部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改造和审判工作。这时，我从山西检察署被抽调去参加这个工作。

为统一大家的认识和尺度，最高人民检察署等部门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侦讯业务训练班。我们一起参加培训的有300多人，大家提起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时，纷纷主张判死刑。一次，周总理来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说日本战犯该杀。周总理问：“为什么？”我年轻气盛，大声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说：“全国共有1000多名战犯，全杀了就能平民愤吗？不杀，让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吗？”

3个多月培训，最终确立一个审判原则：不判死刑，重犯只判有期徒刑；大多数只要认罪就免予起诉。这一原则，令我们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

攻心斗智侦讯日本战犯

沈阳关押的战犯多，包括从苏联引渡过来的和伪满战犯有969名。太原工作组先后接收日本战犯136名，关押期间死亡7名，尸骨运回日本，实押战犯129名。其中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进行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的富永顺太郎；在日本投降后，积极组织、领导日军“残留”活动的城野宏……

我负责对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5名间谍类战犯进行调查、审讯，这些人有强烈的反侦查意识，最开始的审讯非常不顺利。富永顺太郎已50多岁，人证、物证确凿，但他就不开口。我有些急躁，局势险些失控。后来，最高人民检察署首席检察员井助国赶来，帮我及时调整审讯策略，令富永顺太郎交待了罪行。

这些战犯有强烈的惧怕处死心理，加之对我党政策持怀疑态度，普遍存在对抗情绪。我和同事琢磨了迂回式、命令式、漫谈式等审讯方法。对于需要采用录音机留证的重要战犯，连录音机放什么位置都要琢磨好，尽量不要引起战犯心理抵触。从1954年2月至1956年6月，我最终完成了对5名战犯的侦讯。

9名日本战犯被判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对被起诉公审的9名日本战犯作出判决。富永顺太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神野久吉、大野泰治、城野宏等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太原关押的战犯中，除9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免予起诉的120名战犯，于1956年分三批转到天津乘轮船回日本。这些被免予起诉和提前释放的战犯，回到日本后成为反战主力。他们的行为，让我越来越觉得国家当时的宽容政策是对的。（山西太原王石林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