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律法规定，临刑前要给犯人准备一顿好饭，有酒有菜，不准将犯人塞口堵耳，不准遮蒙面目，要允许犯人的家属和他诀别，尸首必还给其亲属安葬。如死囚娶妻无子，甚至允许其妻入狱，待妻子怀孕后才对囚犯行刑，即“听妻入狱”。

　　儒家文化十分强调鼓励人的优点，通过人们的品德修养和内在觉悟实行自我控制。《后汉书-吴祐传》载，吴祐以光禄四行升任胶东侯相，安丘有一男子名叫毋丘长，因白日杀人以械自系。问长有妻子乎? 对曰: 有妻未有子也。即将毋丘长转移安丘，并将毋妻也逮至安丘，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毋丘长因感吴祐之恩，泣谓母曰: “妻若生子，名曰吴生。”

　　“存留养亲”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免刑方式，同样体现了封建法制鼓励行孝、劝人为善的意图。“存留养亲”即如果犯罪者是独子，就有可能获减免。北魏时正式写入律典中，“死囚无亲者上请”。据北魏《法例律》: “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

　　这种死囚留养承祀的制度为后世狱制所沿袭。《唐律?名例》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则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经上请之后一般都可免去死刑。明清律中也有“犯罪存留养亲”的律文。《大清律例》: “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 、父母老(七十以上) 、疾(笃、废) 应侍(或老或疾) ，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 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 开具所犯罪名( 并应侍缘由) ，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 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 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 军犯准此) 。”

　　 在13世纪的英格兰，死刑适用于除报复伤害和轻微盗窃之外的所有重罪,其中许多犯罪都具有宗教性质。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判处死刑的人一般会被剥皮、钉在尖桩上、喂昆虫或野兽、沉水、石击、勒死、钉十字架、肢解、水煮、焚烧、饿死和当做炮灰。 当时，绞刑是最流行的死刑执行方式。在亨利八世统治的38年里，共有78000起死刑被以绞死的方式执行。在那时，绞刑通常就意味着勒死。罪犯通过几种办法可以避免被处死：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可以通过恳求“牧师的特权”而获得免除死刑。后来，这一特权被逐步扩大。在某些情况下，罪犯可以要求被流放或者被送去做船奴。在大约1660－1850年间，一些死刑判决有时被减为流放。

　　 如果这些方法都不成，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可以希冀奇迹的出现。在法国，在国王经过时不能处死任何人；如果刽子手很笨拙未能完成其工作，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也可能被释放；一个妩媚的女死刑犯也可以得到围观者中某一仰慕者的救命求婚而被免除死刑。

　　2010年，6月18日凌晨零时5分，加德纳在美国犹他州监狱内被执行枪决，这是该州乃至美国14年来首次枪决死刑犯。49岁的死刑犯加德纳的最后时光，是看“指环王”三部曲度过的。

　　他临刑前最后一天见了律师和宗教人员，读了一本畅销小说《天道》，并睡了一会儿。在与女儿、儿子、兄弟最后一次见面并且亲切交谈后，加德纳平静地被带往行刑处。《盐湖城先驱报》报道称，接受死刑前加德纳一直在“沉思”。加德纳不让自己的亲人到刑场，所以他们全都聚在监狱外面。哥哥兰迪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他被枪毙。我很想到现场给他一些关怀，他是我弟弟，我很爱他。”

　　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决定恢复死刑以来，加德纳是第三个被枪决的囚犯。这是加德纳自己要求的刑罚方式。犹他州是美国最后一个仍可实行枪决的州。加德纳的枪决在美国引发一系列争论。批评人士指出这是恢复使用古代刑法，早已过时。被加德纳枪杀的律师迈克?波德尔的家人表示，反对枪决加德纳。“如果受害者有发言权，迈克不希望他被处死。”一些民众认为，枪决是“野蛮的行为”。

　　在古典时代，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传统中国，刑罚体系都高度依赖于肉刑，自由刑的地位并不突出。在肉刑之中，死刑是统治者最有威力的制度工具，即所谓的“生杀予夺”大权。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上，生死问题既是严肃的宗教问题，也是严肃的哲学与国家治理问题。相应地，在死刑执行方式上，各种酷刑层出不穷，几乎与人类文明史相伴而行。

　　从属于死刑体系的死刑执行方式则一直保持某种残酷性。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关于行刑残酷性的印象与表述纷繁复杂。试举数例佐证之。深谙刑罚之道的法家大师商鞅是被自己主持制定的刑法处决的，执行方式是“车裂”，即五马分尸。明末名将袁崇焕因被诬谋反罪而遭到“凌迟”，即千刀万剐。清末戊戌六君子在变法失败后于北京菜市口被“枭首”，即砍头。此外还有腰斩、杖毙、赐死（如白绫上吊、饮鸩而亡）等。

　　在这些花样翻新的死刑执行方式中，针对平民百姓的一般是非常残酷、公开进行的酷刑，由此支撑了中国的“刽子手”职业，而针对士大夫则多数采用较为体面的赐死方式。当然，对于统治者极端仇恨的士大夫也会对其用非常残酷、公开的酷刑来处决。中国古代刑罚体系的演变没有经历西方式的启蒙价值观的变迁，没有生命哲学和国家治理技艺上的古今之变，因而直到满清一朝依然维持着残酷的死刑体系，“满清十大酷刑”并非浪得虚名。

　　公元10世纪以来，英国的死刑执行方式开始以绞刑为主，其间曾短暂废除过死刑，但很快又被恢复。英国死刑范围的缩减来自于陪审团的对抗，因为刑法对行为轻重的区分十分野蛮粗陋，民众的轻微犯罪也动辄被处死刑，于是民众通过陪审团的定罪权对死刑进行抵制，屡屡宣布适法的死刑犯无罪，逼迫统治者改革刑法，然而死刑执行方式并未改观。

　　法国则比较推崇枭首，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让世人记忆犹新，成为雅各宾专政的暴力外观。英法的古典刑罚直到启蒙时代依然非常残酷，甚至国王都不能幸免，比如英国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就惨死于该时代的酷刑之下。面对欧洲范围内普遍的酷刑文化，意大利启蒙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曾对废除死刑给出了论证理由，即“刑罚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确定性，而非残酷性”。

　　废除死刑还可得到同时期的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因为理性的个体不可能将生命“自由”地托付给国家。废除死刑确实是终结残酷行刑方式的釜底抽薪之举，因为没有本刑，何来执行？然而，这一启蒙理想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因为统治者和民众不可能一下子跟上启蒙思想家们的步伐，对酷刑传统还保持着记忆、理解甚至某种依赖，尽管他们也可能要求某种限制死刑范围与改良执行方式的制度改革。

　　法国高速发展的时候犯罪率相当高，即使严格的刑法也无法起到震慑犯罪的效果，到凌晨两三点钟，夜盗和抢劫就非常严重，当局给予10年重刑效果并不明显。后来，政府拓宽街道，并大量安装路灯后，才逐渐遏制住夜间犯罪。古代凌迟要割2000多刀才让其毙命，当时的民众习以为常，但现在人已经无法想象那种残忍。同样，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肯定也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目前的死刑。

　　今天以注射死刑取代其他的残酷死刑，除了价值观的变迁之外，也具有成本衡量与法制教育手段改进的时代基础，缺乏这一基础，制度改革便缺乏动力。

　　应该说，启蒙价值观刷新了西方古典的生命哲学与国家治理技艺，牢固确立了个体的道德正当性与人格尊严，这些价值储备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死刑人道化改革的规范性来源。（资料来源：人民网、《法治周末》、《南方读书报》、《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财经文摘》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