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读：

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 并北山，东注洛。 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 “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 ”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元年，公元前二四六年)

冯唐译：

韩人想让秦人劳民伤财，无力攻韩，派工程师郑国做间谍煽动秦国大兴水利，凿仲山，引泾河水至北山，再向东注入洛水。工程干到一半，秦人发觉，要杀郑国。郑国陈辞：”我的确让韩国多撑了几年，但是水渠建成，秦国万代受益。”秦人最终还是让郑国完工，浊水灌溉四万顷盐碱田，土地肥美，亩产一钟，关中平原从此更加富饶。

冯唐评：

有史以来，我们似乎一直不重视科学技术。 史书里最喜欢纪录的是：帝王有多英明啊、多英明啊，帝王有多糊涂啊、多糊涂啊，帝王睡了一些皇后，一些皇后真英明啊、真英明啊，另外一些皇后够淫荡啊、够淫荡啊，毁了多少帝王啊，多少英明的帝王被淫荡之后变得多糊涂啊、多糊涂啊，一些文臣用常识分析了很多问题，然后形容词非常地描述出来，一些帝王被淫荡之后被文臣用常识和文采转变了啊，一些武将带了很多人去杀了很多人，然后常常被杀，不是被另外一些武将杀掉就是被自己的帝王杀掉，还有一些太监，还有一些大宗族，还有几个刺客，再有就是太阳、月亮、星星和大地在受不了帝王极其糊涂的时候，日蚀、月蚀、流星雨、地震等等，仿佛它们是个尺度巨大的温度计。

中国古时候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不快，基本靠天吃饭、靠冷兵器、马和腰肌打仗、靠宗教和喝茶治病，科学技术不是国富民强战无不胜的关键成功因素。国家机器只要精细地控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平衡各方力量，别往死里折腾老百姓，垄断盐铁，垄断历法管理和史书撰写，基本不会太错。

《资治通鉴》里第一次明确描述科技技术，就是郑国渠的修建。

工程师郑国的背景并不太清楚，没明确记载的师承，郑国渠的背景也不太清楚，一种说法是一百五十里，一种说法是三百里。但是明确的是，郑国是个韩国间谍，郑国渠是个大工程，郑国建郑国渠是为了拖垮秦国。秦国当时最主要的庄稼是黎和粟，这两种庄稼不需要灌溉。

秦国没能在一开始就发现韩国的阴谋，但是在过程中再次展现了霸主的潜质：第一，强大的情报系统发现了韩国的阴谋。第二，发现韩国阴谋之后，有足够的心胸和战略决断让一个韩国间谍继续主持工作，完成原计划。

听说，这个大心胸和大智慧是吕不韦的，他承担决策责任，做出了继续用郑国挖完水渠的决定。

水渠挖完之后，需要灌溉的小麦也在这个时候从西亚传入关中，关中成为中国最大的粮仓。

水渠挖完之后，被命名为郑国渠。不知道工程师郑国的之后命运如何，但是从他的冒死陈述看，他有做为优秀公共知识份子纯正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终有一死，权力只是昙花，好的公共知识份子努力后、死后，给后几世、后几十世、后几百世，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秦国统一六国靠的不只是白起和王翦这几个名将，靠的更是军事战略家、军事绩效文化的制定者和守护者，靠的更是稳定的后勤资源保障。如果论功，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四位人物是秦孝公、吕不韦、商鞅、郑国，白起和王翦排不上。

现代企业也类似，业绩长青不能仅仅依靠风光无限的并购，还要更加依靠旷日持久而不能见速效的组织能力建设、核心职位人才梯队培养、关键R&D开发等等。

冯唐读：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四年，公元前三五五年)

冯唐译：齐威王和魏惠王约着郊外打猎。惠王说：“齐国有宝贝吗？”威王说：“没。”惠王说：“我的国虽然小，但是还有十颗直径一寸的大明珠，照亮前后十二辆车子。齐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没宝贝呢？”威王说：“我对于宝贝的定义和你不同。我有檀子，驻守南城，楚人不敢来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来朝拜。我有盼子，驻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来黄河打渔。我有黔夫，驻守徐州，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举家投奔的七千多。我有种首，防备盗贼，道不拾遗。这四个人，光耀千里，十二辆车子算啥！”惠王面带羞愧。

冯唐评：春秋战国时候，国家之间除了打仗也有打猎之类的友善社交聚会。社交聚会上，国王之间互相吹牛屄和斗嘴也是常事。吹牛屄和斗嘴出彩儿的，往往被随从记录下来，和凶杀、色情之类的八卦一起在各国流转，其中最有教育意义的，被写进历史，和死人最多的战役、误人最多的女人一起，在之后的千百年流转。

所以那时候国王会猎，没谁真正有心思在打猎上，一心琢磨如何给其他国王下套，一心提防千万别被别人套进去。

魏惠王只是随口问了齐威王一句，简简单单暴露了非常普通的炫富心理，就被齐威王抓住，一脚踹进坑里，然后被写进历史，千万年被人耻笑。魏惠王应该不仅是面带愧色，心里一定热烈地问候了齐威王的祖宗多代。

倒霉的魏惠王倒是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问题：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最看重什么？一个企业应该最珍视什么？

很多职业经理人看重的是职位、薪酬、职务内消费（6缸、8缸还是12缸的车，有没有高尔夫会籍、会所会籍，医疗保险含不含牙医和眼镜、覆盖不覆盖配偶，有否住房补贴，子女国际学校学费是否报销，出差坐公务舱还是头等舱，住五星酒店还是超五星酒店等等）、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公司营业规模、管理人数等等。

其实，职业经理人应该最看重的是这个平台是否能长见识。在职业生涯里过早、过分地追求职位晋升和薪酬增加，有可能影响见识的增长，必然影响中长期职位晋升和薪酬增加。简单说，如果温饱可以解决，职业经理人三十岁之前不应该考虑工资和职称，不应该为了多一倍的工资和“总经理”之类听上去牛屄的职称而放弃增长见识的平台。
很多人看企业，也常常用似是而非的标准。看规模，谁大谁牛，但是规模最大的企业也可能是赔钱最多的企业。看赢利，赢利越多越牛，但是这些赢利可能是垄断造成的，也可能是不成比例地投入大量资源产生的。看资本回报率，谁回报率高谁牛，但是这些比率都只是反映当年的财务回报，未来是否能持续挣钱还是未知数。看规章制度和流程，谁最精益谁最好，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和流程可能没人真的执行。

其实，看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团队：有否足够的有见识、有操守、能干、肯干的职业经理人。在现在的环境下，如果有百名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就能支撑起一个大体量的财富五百强公司，光耀千里。

指甲刀

从出生之后到死前，人总是不得不带着自己的肉身生活。习惯了之后，常常忘记肉身的存在，仿佛常常忘记水、空气、道德、死亡等等。偶尔，因为肉身的疾病和快速变化，也窥见生命的无奈、荒谬和灵异。

在我有羞耻意识之后，我就不尿床了。所以，我第一次体会生命无奈是在第一次梦遗。学校组织看了一个战争片，里面有日本人的刑具和国民党女特务的大波浪头，晚上就梦见我给女特务上刑。肿胀消除的瞬间，我醒了，月明星稀，稍远处的护城河水微微腥臭，我被我内心的龌龊吓到了，我对不起电影里被歌颂的八路军。之后的几个夜晚，我又期待，又不敢睡，肉身里面潜藏了一个居无定所却无处不在的坏人，他是谁呢？我如何把他抓住、把他关起来呢？

我第一次体会生命灵异是第一次自己给自己剪指甲的时候。我一边剪，一边想了很多。第一，指甲和趾甲只长在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外侧末端。如果长了一身，行动得多不方便啊，剪起来得多麻烦啊？甚至如果长到手指内侧末端，都是很大的麻烦，自摸起来，太硬了。第二，指甲剪了再长，剪了再长，不剪就一直长。如果不是这样，一旦劈了，就得像补牙一样去医院修理了。第三，剪指甲本身，一点都不痛。剪多了，到肉，痛好一阵，但是再过一阵，也就好了，仿佛一切失去和撤脱。第四，新剪的手指挠背，指过皮肤，大爽，爽过自摸。第五，脚趾甲长得远远慢过手指甲，生长速度似乎只有四分之一，为什么？第六，听说胡人小趾甲是完整的，我一半是胡人，左脚小趾甲是完整的，右脚不完整，是个例吗？

上学的时候，长期住一个地方，二十七岁前，没坐过飞机，除了军训没出过北京，不用操心指甲刀。放一把在抽屉里，随时可以找来用。二十七岁之后，家就是行李箱，没停止过飞行。我时常想，人一辈子，有些事儿可能是有定量的，比如排卵数目、射精次数、烟、酒、飞行里程、罪孽等等。

长年飞行，很容易体会到安检越来越严。911之前，一个普通乘客，身上几个打火机、几把瑞士军刀，按现在标准，完全是个有明显劫机倾向的匪徒。911之后，刚刚开始收紧安检标准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用惯了的一把指甲刀。德国货，双立人，指甲刀带的锉刀有个细细的尖儿，可以方便地剔掉大脚趾甲缝里的黑泥儿。

过首都机场的时候，被个安检大妈拦住，”不能过去。可自愿丢弃。可托运。”

“这是指甲刀啊。”

“指甲刀也是刀。”

“用这把刀如何杀人？”

“你还想杀人？”

在安检大妈大叫抓杀人嫌疑犯之前，我自愿丢弃了我的德国刀。

指甲刀还是不能不随身带，忙起来，指甲似乎在一夜之间长成九阴白骨爪，还不象过长的鼻毛一样容易就势隐藏。偶尔，指甲周围长出肉刺，用手硬拔，常常越拔越糟糕。

转了好一阵，买了一个无印良品的大号指甲刀，日文印着”爪切”，扎实，不是很贵，套了个半透明塑料套，有了它，剪指甲时，碎屑不会乱飞。放进随身的盥洗包里，心里踏实。

在路上，在长会和大酒的细小缝隙间，定定神，花几分钟，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细细剪了似乎一眨眼就长得老长的指甲，翻转到锉刀面，一个指甲，一个指甲，细细锉平，五、六天的日子就这么在无形中剪没了。心里叹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

科技的快速进步让很多人变得过时，也让很多器物变得多余。

七零后是“桥一代”。我上小学的时候，谁家里有个九寸黑白电视就是整个楼羡慕的对象，计算器绝对是新鲜玩意儿，带着考试，老师不认识，如果有人四位数加减乘除算得太快，老师就认为他是天才，直接保送科大少年班，毕业之后直接保送沙漠做导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铁臂阿童木带着卡西欧三个字在早期的电视里游荡，我处心积虑有了第一个卡西欧计算器之后，和我爸玩游戏，在计算器上先按出50，从50开始，可以减1、2、3，看谁能先减到零。谁输了，谁洗碗。上初中的时候，中学有了个人电脑，那时的机房类似手术室，层流通风控制细菌浓度，进门脱鞋，脚臭漫延。后来我教我爸学486电脑，我爸说什么玩意儿啊，干啥都像猜谜，而且每做啥都要等好久。而我外甥一代，眼睛看大小屏幕的时间绝对超过看另外一双眼睛的时间，绝对超过看窗户的时间。他们有了屏幕就不闹，两三岁的时候抓过手机就不哭，十一二岁的时候捧了ipad就不用吃饭了。我问我外甥，长大做啥，他说，做游戏测试师。我爸说，你给我的三个电脑都特别慢。我说，耐心些，就算给你买现在最高档配置的电脑，也没用，它反应一慢您就砸键盘，您上任何网站有恶意软件就安装运行。再说，您省下时间，还是没啥可干啊。我爸说，生命不是用来等待电脑的，而且，我要求很低，看视频和打游戏而已。我说，这些已经是最高要求了，您还得耐心些，在您学习能力严重减退之后，只剩耐心这一条路了。我没时间，外甥在的时候，让我外甥教我爸如何面对电脑保持耐心。我外甥后来和我说，姥爷不是数码时代的原住民，姥爷小时候的教育缺了很多基本的东西。

二零零零年前后，我第一次有了手机，不得不天天带着，攥在手里，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和社会失去纽带。手机上时间、日历、通讯录都齐全，腕子上的手表变得多余。

二零零五年前后，我给自己买了第一块机械表。那段时间，我开始频繁做PPT演示，讲得口吐白沫。因为要控制好几十页PPT是在三十分钟、六十分钟还是九十分钟内讲完，所以我总是在PPT演示中看手机显示的时间。一个女领导终于忍不住对我说，这样不好，每次我看手机，她都觉得我品味和格调很低，因为她和我一个公司，我看手机连带着她和公司的品味和格调都很低。她说男人要带块好表，最好是机械表，做PPT演示时不带表，严重点说和裤子不拉拉锁一样。品味和格调且不论，我也感到了一些不带手表的实际困难，比如要按一下手机才能显示时间，不能拿起就看到，比如手机在话筒旁边会有静电干扰等等。

买的第一块表是块入门级的最简单的百达翡丽。白金正圆表盘，三针，三点位有个扁方的日历窗口，黑色鳄鱼皮带，后背透明，看到很多细巧的螺丝和轴承还有金色的PP十字标志。表是二手的，店主说是九八成新，出生纸和盒子都在，店主说是刚从澳门进的货，听说原主人先是第一晚赌博挣了钱，买了表，第二晚又赌，很快输了钱，又把表送进当铺。那时候我不知道百达翡丽是啥，带我去这家二手手表首饰店的姐们儿说，买这个PP吧，别买劳力士，金光闪闪的，你看上去像个读书人，和你的品味和格调不匹配。我刷卡付款的时候有些肉痛，一个第一次听说的牌子，又没上千年的历史，又是一个赌鬼过手的，又不能放东瀛AV，又不能耍美国电玩。后来，多少次在会议前，在酒后，在PPT演示中，我向这个机械的美丽的金属组织探问时间，渐渐意识到它的美丽。它不谦虚，也不夸张，不像法国表那么装，也不像德国表那么僵。以后，我再翻时尚杂志，常常能一眼认出它的同类，仿佛读到某些文字风格突出的伟大作家的文章。以后，我又常常看到这个牌子的广告，提醒你，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它，你只是为了你下一代暂时保管它。这是我见过的最凶残的广告之一。我买古玉扳指的时候，常常用余生可能存活的天数去除古董商索要的价格，算下来，每天的花费还能承受。如果按照PP表广告的说法，如果我再加上我后代可能存活的天数，PP表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停止用手机，手边有个智能终端能高速上网就好，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如果需要交谈，那就面对面，中间摆些花生米、拍黄瓜和酒或者花、香和茶。但是，我不会停止使用最新的数码产品。我渐渐认定，总是第一批使用新上市的数码产品，是延缓衰老的最好方式之一。我想，再晚一点，我会停止用手表，我会老到有一天，不需要手表告诉我，时间是如何自己消失，也不需要靠名牌手表告诉周围人类我的品味、格调、富裕程度和牛屄等级。我会根据四季里光线的变化大致推断现在是几点了，根据肠胃的叫声决定是否该去街口的小馆儿了。

冯唐读：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冯唐译：

商鞅变法的内容定好了，但是担心老百姓不信，没马上公布。在秦国都城街市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杆，下令：“能搬到北门去的给十金。”老百姓觉得奇怪，没人敢动。再次下令：“能搬到北门去的给五十金。”有个楞头青真的搬了，马上给了他五十金。于是下令变法。变法一年整，秦国都城里说新法不便的人数以千计，于是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令不行通常从上面开始。太子是国君的后代，不能上大刑。揍他师傅公子虔，黥他师傅公孙贾。”第二天，秦国百姓都严格遵从新法。新法施行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中无贼，百姓勇猛作战，私斗不敢，国家大治。有些最初说新法不便的人，又来夸新法好。商鞅说：“这些都是乱法的人。”把这些人都发配边陲。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冯唐评：

编写中国历史的顶尖人物通常不动声色，尽量保持客观、公正。他们绝不编造事实，而是通过选取事实的方式和侧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以描述和记录为主，在描述和记录中也很少使用形容词，憋得实在不行了的时候，才会添加极少的评论。每当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中学课堂，少年人在考试，监考老师在巡视，少年人斜一眼老师，老师瞥一眼少年人正在做的题目，实在忍不住，似乎不经意地用手指敲了敲试卷上那个题目中一个词，暗示一个隐藏得非常深的陷阱，少年因此再次审题，恍然大悟，划掉原来的答案，重新奋笔疾书。

这一传统从司马迁开始，到司马光的时候已经非常巩固。

在讲述商鞅变法的实施过程后，司马光没憋住，发表了开篇以来最长的评论。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的大意是：信任太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信任，管不了老百姓。商鞅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仁厚的人，春秋战国又是诸侯混战的乱世，天下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江湖，商鞅这些人在乱世还不得不要树立老百姓的信任，仁厚的管理者在和平的年代更要如此。

我同意司马光说的，信任极度重要，再好的战略方针，没有团队的信任就没有实施，没有足够的信任就没有高效率的实施。

下一个需要切切思量的问题是：如何树立信任？

树立信任有很多困难。第一，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都有一个自我，每个人每天都靠着这个自我的指挥来生存：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一砂一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王国，从建国开始，这个自我就是绝不退位的国王。多数人，特别是有钱、有权、有知识的权贵和公知，都把自己的自我养得肥肥大大，有些甚至大过长城和金字塔。即使是没钱的、没权的、没知识的大多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也骄傲无比，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找一切借口证明自己只是怀才不遇，其实真的了不起，他们即使如游丝，也是屌丝，可以长久地真诚地痛骂别人“傻屄”，不会长久地真诚地痛骂自己“傻屄”。所以贫贱无论，对于关键问题，每个个体都发出了最强音：“我凭什么听你的？”第二，任何一个重大变法都必然破坏已有的权力平衡，必然触动已有的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必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反对。而任何变法，无论设计得如何用心和精美，必然有缺陷，必然可以找到问题。第三，具体推动重大变法的人往往没有类似的经验（有类似经验的人往往已经死了或者心灰意冷或者疾病缠身，不适合再次主导重大变法），其他人凭什么信他？

没有任何经验的商鞅在推进有史以来最重大变法的过程中，不交流，不说服，不辩论，而是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树立威信。

第一，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立信于民。让老百姓做一件简单到白痴都认为够白痴的事（现代管理里，这类事情被称为“防呆”举措，“傻子都会”的意思，比如多用PPT，少用WORD，PPT里多用图片和视频，少用文字），听从命令的，重奖到他心惊肉跳。

第二，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镇压最高层的反对力量。在这种时候，拣软柿子捏没用，打狗给主人看，只能让狗们鄙视你。商鞅变法满一年后，都城里开始有很多有话语权的公知议论新法的坏处，既得利益被损害的集团觉得时机成熟，找了最合适的代言人：太子（秦王是变法的坚决支持者，太子是可能反对变法的最高权力者）。在这种时候，商鞅简单粗暴地表明态度：如果太子不是太子，一定灭了他。尽管灭不了太子，一定灭了太子身边最亲近的人。商鞅简单粗暴地采取行动：臭揍了太子两个师傅，“你们怎么管教太子的？不信打不服你们。”

第三，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消灭任何议论。新法施行十年之后，那些最初说新法不好的公知，又来夸新法好。商鞅简单粗暴地把这些公知发配边疆。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份儿，不服就滚。对于领袖定好的政策，其他人甚至没有夸赞的份儿，说坏话就是死，说好话就流放。简单说，听话，出活，没有其他。

后来，秦国大盛。再后来，老秦王死了，太子即位，简单粗暴地车裂了商鞅。

冯唐：你为什么写作？
格非：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比较寂寞，也不会和人打交道，自己还比较拧。想赢得尊重，但没有任何实力，别人怎么尊重你？很多场合就会受到冷落，遭遇多次之后，就会有愤怒在心里发酵，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写作是一种释放。

冯唐：成名之后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格非：1994 年后的一段时间，就没动力了。有个时代的气氛在那儿，90 年代文学完全市场化以后，作家普遍都很担忧。我们在海南开过一个会，大家讨论的唯一问题就是作家们以后会不会被判死刑，作家们在商业化以后会不会饿死。从1994 年到2003 年，我什么都不写。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写给谁看，有谁来看。既然有很多作家在写，自己就不要再丢人现眼，算了吧。后来重新写也有很多原因。经过十年的思考，终于想清楚了一些问题。读了很多的古书，没有白读。比如黄宗羲问过，国家都灭亡了，你还要做学问干什么？他的回答是，虽然国家亡了，但是三百年以后还会有圣人出现，他还要提供自己的智慧，可以等待后来的人发掘。这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写作，给出的一个答案。我也一样，不需要在乎一些东西—名声有多大，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都没有关系，假如提供了一流文本，对未来的影响谁都不能抹杀。

冯唐：很多作家都面临过一个问题，创作停滞了一段就很难再写，或者写的水准和以前有一定距离。你十年没写，怎么恢复的状态？
格非：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冯唐：对写作技艺提高的追求，会成为继续写作的动力么？
格非：会。说句老实话，我在看博拉尼奥（智利作家）的《2666》之前，还是有一点狂妄的。但是我看一章，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发现，自己跟他差距还是蛮大的。这让我有点吃惊。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会热血沸腾，会被煽动起写作的欲望。

冯唐：你在大学里教写作，你觉得写作是可以教的吗？
格非：小说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冯唐：可以定义一下，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格非：要丰富，方法上最好能够简洁，在基本生存上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超越到哪去呢？可能是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比如说接近上帝。另外像日本的小泉八云，他的作品读完了之后，能让我们心里产生某种向善的要求。或者，有助于去了解我们欲望的秘密。欲望在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还在控制我们，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够带我来穿透这些。

冯唐：你、余华等人都曾被人称为是先锋小说家，在结构、写作上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什么近年这些尝试反而少了？
格非：那是年轻时的状态。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冯唐：这是做了结构性探索之后的回归吗？
格非：不能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跟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写作，刚好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形成了巨大影响。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重新看其他类的作品，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是白痴。这可能跟人的年龄，经验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和时代有关系。今天的80 后、90 后他们刚开始接触的作品就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是从日本的、韩国的开始的，比如村上春树这种类型的。也许他们最终能走出这个影响，也许走不出来。当年我们要走不出来，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家，在当年做过一些探索，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此而已。

冯唐：你跟同辈的作家聚的时间多吗，频率高吗？还谈文学吗？
格非：很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些哥们原来在80 年代的时候见一面，除了文学什么都不谈。现在是相反，见了面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谈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当然你要谈，别人也可以跟你谈，但是大家都不谈，彼此都心怀鬼胎一样，大家都不触及这个话题。

冯唐：现在你教书、做研究、阅读和创作，关系怎么摆法？
格非：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然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书，其实我事后想想，背后是有种逻辑的。比如说你苦闷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快乐的书，肯定会去找也许能帮助你的书。我有段时间很苦闷，有一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保罗•蒂里希的《生存的勇气》。研究跟教学这方面这是本职工作，也就是必须做的。

冯唐：为什么苦闷？
格非：精神上的危机，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人到了35 岁左右可能都会有，我比较严重，大概持续了四五年。
冯唐：35 岁之后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么？
格非：一切都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总会对某些事特别恐惧，对某些事情又特别渴望，很容易把某种东西神圣化，把想要的东西极端化。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到了三十多岁，突然发现世界上没有太多东西让你恐惧，也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好得让你一定非要得到它不可。那时，会对人的艰辛，对世界上的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会对人的不自由、受到的限制有更深的体会，会体会得到更多无奈。人也会变得更宽更厚。对人的看法也会发生根本的逆转。我在年轻时特别讨厌罗嗦的人、不读书的人、肤浅的人，可是中年以后就变了。我发现其实人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很多有学问的人其实很虚伪，很多很笨的人，没怎么读书的，其实天性当中倒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有一些人他确实很庸俗，但至少他很真实，比那些虚伪的人不知道好多少，所以慢慢看人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对人性的理解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交往的对象也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只跟有名的人接触，后来我跟什么人能交朋友，都能聊天。

冯唐：你怎么看个人声望？当年马原很羡慕你，说你30 岁就已经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在《收获》 上。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格非：我记得，我没觉得那有什么。我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当然我对写小说还是野心比较大，但对于出名什么的没有太大野心。名声这个东西，它会给人造成错觉，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人类有时想想很悲哀，人会对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着迷，然后你会受制于它。艾略特曾经讲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这个话我们很早就知道。

冯唐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就选一位。
格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无数在我看来不能克服的障碍，这个太难得了。他个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同时也面临时代大转折。这两个方面他都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时代有两个巨大的变革，整个社会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宗教支撑的西方理性主义世界都在垮塌。需要最敏感的人，最优秀的人来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回答，我们怎么办？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通过爱，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卑微来获得我们所要东西，而不是说像尼采说的那样，通过强力、强人重新建立秩序。 这个方面他带有宗教的光芒。他的这种方法我更认同。

冯唐：你信仰宗教吗？
格非：我不信仰。

冯唐：那你觉得人应该有宗教情绪吗？
格非：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感。没有宗教感那就只有利益了，能够超越利益的就是宗教感，没有这个会很危险。我不太愿意信教，因为信教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制度本身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冯唐：你怎么看当下的阅读气氛？
格非：这有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不爱阅读了，主要是价值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不太关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我们会把自由看成有没有钱，追求的无非就是一有休闲时间去旅游，我去新马泰、去欧洲，你只能到周边。我用苹果4S，你用什么。我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大家就比这个东西。物质化已经把人带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物质化所导致的污染、导致的过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时代，你说整个阅读的氛围会好吗？我想大家都会被那种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被偶像迷惑。创作者也会发出怪腔怪调希望来蛊惑对方视线。大家都这么做，可想而知这个文化会发展到什么地方去。我把现在的文化看成是一个偶像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我觉得有质量的阅读会非常少，但一定会有。我一点都不悲观。有了互联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的微博，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在读一些只有专家们才会读的经典，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然这些人说老实话有点烧包，有点虚荣心，或者说有一点显摆，但那也挺好。

冯唐：你现在读什么书？
格非：我看的书很杂，我最近在看中东史。我突然发现知识储备里有个最大的盲点—波斯。去年我看了奥马•哈亚姆的《鲁拜集》，吓一跳。11 世纪在波斯居然就出现了那样的诗歌，真了不起。劝人及时行乐，既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魔鬼又是天使，天国就在你的心中。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言论，但在11 世纪已经出现了。我看书是这样，突然对哪个地方我感兴趣，我可能会集中找一些书来了解一下。也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对我创作有没有用。

冯唐：你怎么看当下的写作气氛，热爱写作的年轻人，跟你年轻时一样多么？
格非：不需要很多。很多人看待整个的文学版图，会考虑有多少人写书，多少人坚持。这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一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好作家。当然19 世纪后期是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你看看中国清代之前，有时一两年出一个作家，有时两三百年才出一个，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我觉得不需要像工厂一样批量生产，当然也生产不出来。

冯唐：那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格非：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既不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是一个阴暗的时代。它不是人类处在上升期的充满着朝气的那个时代，不是。它当然也不是黑暗的法西斯的那种时代。它是一个阴暗的，有各种可能、各种危险、各种无奈纠缠在一起，相对复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事情你看不清楚。这个时代给作家、所有人提出的问题更严峻，今天一个好的作家，他不仅要有智慧，他还需要有历史感，才能面对这个时代的诡异。

冯唐：历史和时代给你很大的影响么？
格非：当然是。历史分成几个部分，一种是特别古老的，连你父亲都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历史是你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文革之前，50 年代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能够猜出来，但是辛亥革命你可能就推测不了，它离得太远了。历史事件距离远近对人造成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按照道理来讲，越是离你近的事情，你越容易把握。但是写小说是相反的。近的反而难以把握。正因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也纠缠在事件当中，比如改革开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冯唐：你怎样选择写作的题材，这些会不会进入您的作品？
格非：当然会啊。但我进入的时候，可能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写小说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最笨的方法。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去查资料每年发生什么事，然后塑造几个典型人物，用这些人物代表这个时代。这是最烂的，最不好的写法。第二个写法呢，把这三十年的经历变成情感，把握这种情感，就会变得真实的多。你真的要概括这个时代很危险。但如果把情感把握住了，就会大致准确。这是第二种写法。我觉得最难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是第三种，就是去写人的精神状态。后两种方法我都会用，反正我不会采用第一种。

冯唐：你认为60 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有没有共性，有什么样的共性？
格非：跟50 年代出生的人是有点不同，到今天他们那代人对我们来讲，都还有神秘感。他们思考问题更深邃，不是哲学上那种深邃，而是说他事情还没做，已经考虑到事情的结果，预料相对准确，有很好的嗅觉，很多人也特别会玩阴谋。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分寸感，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进都很清楚。60 年代的人没有这些东西。60 年代人也油滑，虚伪，但社会责任感会更强。（我也不是说他们中没有好的。）70 年代的人，这点上还算跟我们比较接近，但80 年代的这些孩子已经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我上课，他们经常跟我我说，老师你痛苦什么啊，关你什么事啊。再有60 年代的人是一个全息式的，就是说他什么都能做，你要把他一个人扔到欧洲去，他们也能很好生存会做饭，可以精打细算，所有事情都难不倒，这是在艰苦环境里磨出来的。

冯唐：20 年前你们就在讨论，你们那代作家肩负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反而现在很少听到了。
格非：老实说，作家提供的是个备选的东西，作家从来没有说他要去改变时代、改变世界，他也不可能。卡夫卡改变世界了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一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发表在网络上也好，媒体上也好，或者出版。大家去不去看你的作品，大家对你还需不需要，对你的价值是否有充分认识，有时不是作家的才华能决定的，要根据时代各种因素的变化。没有两次大战，卡夫卡是不会出名的。对于国家机器产生的那种荒谬，对于人失去故乡这种特别纠结的情绪，对于物化、异化，卡夫卡形象地说明了，我们觉得他非常伟大，假如说他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就很难说了。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不朽与否千万不要去想很多。这个不是你的事，你想也没有用。我们今天的作家，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喜欢各种奖、名声，在批评家笔下的地位怎么样。这在我看来是很可笑，你用人力去干预一个本来根本干预不了的事情。你死后影响再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

冯唐：你很年轻的时候有过要改变中国的想法吗？
格非：现在也有，但是我一直告诫自己，有些事情是我能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

冯唐：什么是能做的？
格非：我觉得中国需要全方面的改变。这不是说政府换了，出现了什么人物，这个国家就变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做事。比如说很多做NGO 的人会跟我说，你们这些研究思想史的、写小说的人，这些领域根本没用，还不如我们这些人到农村去帮他们搞医疗，帮他们去建立医疗系统，去发展乡村教育。当然这些具体工作都很重要。但是重大历史变化全部是思想促成的。我并不觉得我从事的和社会没关系。当然我写的是小说，可能跟纯粹的做思想史不太一样，但比较相似。陈寅恪说过一番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上个世纪50 年代，因为体制的变化，他的弟子蒋天枢对前途绝望，给他写信。陈寅恪回信讲了欧阳修修史的典故。五代时期，中国经历了几百年巨大的混乱。宋朝开国以后，曾有人写过一部五代史，欧阳修觉得写得不好。他希望能正一代风气，使乱臣贼子惧，于是自己重写五代史。陈寅恪说，一个人通过一己之力就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使腐败的风气变得淳正。你现在教书，怎么说自己没有作用。陈寅恪这个话说得很厉害，也激励了我。

我们这一代的正规教育里没有宗教。

没有宗教的教育强调的是如下内容：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石头变的，石头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爆炸之后形成的；人定胜天，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个体是渺小的，组织是强大的，领袖是正确的，任何内心的软弱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糟，资本主义糟，社会主义好，封建主义已死，资本主义必亡。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大，那时候，没有宗教，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小孩在天地间疯跑，不知道名利为何物，学习基本常识，食蔬食饮水，应付无聊的课程，傻愣愣地杀无聊的时间，骂所有看不上的人“傻屄”。本身近佛，不需要佛。

第一次的宗教感来自一个高中时代的下午。秋光脆亮，秋云不动。我在水泥案子上打乒乓球，对手正手攻球打飞了，我转身跑去捡球。我拾起球站起来的一瞬间，仰头看到不远处一个练长跑的女生背对着我，双手紧握双杠的一根，压肩膀，我不认识她。

她的肩压得很低，黑直头发梳成马尾，随重力垂下，最低处低于她臀部的最高点。她的小腿腓肠肌拉得很长，挣脱运动裤，近脚踝处裸露出一段，和裸露的脖颈呼应，对抗重力向上，似乎一直延伸到臀部的最高点。太阳被云遮住一部分，遮不住的光金子般从云彩边缘倾斜而下，一阵风从无何有处升起，操场上的国旗、白杨树的叶子和那个女生的辫子朝一个方向飘扬。那一瞬间，我完全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深深感到，她是高级太多的物种，创造她的不是她爸妈而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如果没有外星人，那么或许有神。

下一个瞬间，我的乒乓球对手在水泥球台的对面遥远地高喊：“快打球啊，马上要上课啦，发什么呆啊，你丫傻屄啊。”

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不成系统地阅读佛经，特别是禅宗文字。一是为了增加些佛教基本常识。在国内到处走，到处都是历朝历代甚至当代的寺庙，寺庙里面那些花花草草、神神鬼鬼都是什么啊，我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二是为了大处着眼，拿佛的形而上做个救生圈，让我不要陷入名利的大海里不见天日。不时翻两页佛经，扯脱一下，套着救生圈，上半身浮出水面。三是为了消化禅僧们在汉语上的实验成果。在探索汉语甚至语言的可能性上，某些唐宋禅僧走得比唐宋诗人和词人更远、更荒芜。

佛经里常常有插图，画里的佛常常健美得仿佛长跑运动员，尽管都是正面像，但是我知道，她们的背面都有着漫长和坚实的腓肠肌。

我有个朋友专营佛像，石头的居多，也有铜、木、铜鎏金的，绝少玉的，仿的居多，也有真的，锁在保险柜里，不摆在外面。他的生意在春节前和“两会”后特别好，他说，“越是心虚的人，买的佛越大。”他的店是个小套间，里面一间有个沙发，沙发下面有个塑料盆，塑料盆里常年一盆酸水，酸水里横七竖八泡着好几个佛。我说，你也太实在了吧？孙二娘也是不小心才把人手指骨头包进包子里，你做旧的酸味儿在楼道里都闻得见。他嘿嘿笑，还是继续泡。

他知道我收集高古玉器为主，很少碰佛像，但是总想卖我点佛像。我说我到处跑，平均一周跑三个城市，拉杆箱是真正的家，如果买个仿造铜佛，占半拉箱子，其他东西怎么放？过关被海关拦住，他们如果分不出是仿造，我怎么办？他打开保险箱，说，可以买随身佛啊。

我先后在他那里买了五樽随身佛，三个铜鎏金，他说了三个佛的名字，我都没记住，两个粘土烧的随身佛，他说了另外两个佛的名字，我也没记住。他说这类粘土烧的随身佛叫“擦擦”，软泥按入模具，烧制而成，和做饼干、月饼类似，讲究的烧制后上颜色，甚至有的“擦擦”后面有高僧的指印。

其中一个“擦擦”常住在我的拉杆箱里。我很少求它办什么具体的事儿，比如这班CA981不要晚点啊、这次五个小时的高速路不要出车祸啊、某个股权交易一定要完成啊之类。晚上，我把它从拉杆箱里拿出来，摆在酒店的床头，恭敬地拜一下，拜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想法，仿佛早上出门和太阳点一下头。

只要知道这个随身佛在附近，和那些所有美好的未知一起真实地存在着，我就会心安一点。有次，我和我妈说，如果我死在她前面，我的肉身烧成灰儿之后，建议她把灰儿拌了粘土，烧几个“擦擦”，随身带着，百毒不侵。我妈说：“你妈。”

冯唐读：

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冯唐译：

终定变法内容。五家、十家为一个单位，一起定罪、一起坐牢。对内举报的和对外杀敌的同奖，不举报的和投敌叛国的同罚。有战功的，按照标准晋升。私斗的，按照情结轻重判刑。老实务农，多种田、多织布的，恢复自由身。倒买倒卖和懒到屁眼朝天的，收为奴仆。皇亲国戚没有军功的，不能世袭贵族。明确社会等级，按照等级配土地、房产、家臣、小妾、衣服。有军功的，社会等级高，无军功的，钱再多，在社会上没法臭牛屄，抬不起头来。

冯唐评：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变法，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变法，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这次变法在中国大地上让封建制彻底替代了奴隶制，让秦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让中国历史上的枭雄乃至东亚近现代史上的枭雄有了千古适用的成功捷径。

这么牛屄的变法，和其他绝大多数的牛屄事儿一样，并不复杂。总结变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平民化。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鼓励开荒，赋税按照人均土地分摊。没现世军功的，就是平头百姓，就是屌丝一个。每个人起点都类似，每个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第二，军事化。举国实行先军体制。百姓五、十编组，全民皆兵。全国推行县制，全国就是一支统一编制的军队。军功第一，业绩说话，有军功就有现世的一切，没军功就没有现世的一切。重农轻商，重农也是为了有粮可以打仗，商业产生的各种奇技淫巧可以让人活得更丰富，对花落泪，对月伤心，但是对于打胜仗没有用途。

第三，国家化。泯灭个人差异，泯灭区域差异，统一度量衡，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统一思想。每个人都要按照国家意志行事，每个人只有一个编号，每个人都无足重轻，重要的只有集体、只有国家、只有独裁者、只有消灭另外一个国家从而满足独裁者内心对于牛屄的妄念。

第四，警察化。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顺民。人性里有很贱的东西，人类服从是因为害怕。重奖的另一面是重罚，有军功就重奖，不服从就重罚。在周围都是国家的耳目的时候，个人唯一的出路是顺从。

这“四化”的好处是效率极高，“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跑”，“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不好的地方是不能持久，破坏力极大。

如果没有商鞅变法，如果没有这“四化”，中国很可能统一不了，像欧洲一样、像老子崇尚的那样，长期存在三、五十个小国，每个国家用自己的汉语和自己的钱币，有的国家擅长造车，有的国家擅长烹饪，有的国家盛产美女，有的国家批发哲学家。几十年打一次大战，每年踢一次足球联赛，时常举办儒释道辩论大赛。

每次看《十钟山房印举》中的春秋战国印以及上海博物馆的实物，我常忍不住想，如果这些现在认不出的异体中文字没有灭绝，中文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丽？

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时常不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地重复自己。

二零零九年九月《GQ》简体中文版创刊以来，我霸占了每期最后一页内容，写了三年三十六期公开信，讲人生观和世界观。期间，负责催我稿子的编辑换了三个人。我想，专栏该挪挪地儿了，再写下去，主编王峰都不一定呆得住了。于是挪到杂志中部。我想，总纠缠人生观和世界观，太苦，也该换换内容了，于是想写我生命中的一些器物。这些器物原本没有生命，但是在身边朝朝暮暮、耳鬓厮摩，久了，竟然似乎有了一些生命，不只是器物了，而我的生命倒是的的确确地渐渐老去，最终零落，一阵风之后成无，连器物都不是。于是给专栏起了个名字：“不器”。

对于我们七零一辈人，纸书是最寻常不过的器物。

尽管寻常，每每想起纸书，每每想起一个词：爱恨交加。

因为爱得太深，所以先说说恨。

第一，太沉、太占空间。上医学院的时候住宿舍，睡上下铺，人均不足五平方米。我一直睡上铺，书只能摆在床的一边，我睡另一边。宿舍在东单街口，离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以及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外文书店都近，总忍不住往回买书。床本来就不大，为了有足够空间堆书，一直不敢胖。我下铺一直睡眠质量差，他说，总担心我的书落下来砸坏他的下体。从美国上学回来，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把散放在各处的纸书集中到一起，搬家时装了四十个大纸箱，累得搬家公司的兄弟们就地罢工，要求加钱，说，以后接活儿，不能只问有几个冰箱，还要问有几十箱书。把书安顿好之后，我瘫在地中央，环顾四周，心想，妈的，空间还是不够，我还是不能胖。后来换工作，再搬家，往深圳和香港各搬了十箱书，每个箱子只装一半书，另一半装衣服和被子，好了很多。即使搬了不少书去南方，剩下的书还是让我老哥担心楼板的承重能力。我老哥话不多，在网上查了很多天资料，自学了好一阵工程力学，给我发短信，说，楼板会塌。

第二，太招蟑螂。东单协和医院又老又热，病人怕冷，协和医院常年保持二十好几度，日子久了，到处是蟑螂。医学院和医院物理相连，我上学那几年生活在蟑螂中间，床垫子和床单之间，床单和书之间，书和书之间，书页之间，大大小小的空间，大的走大蟑螂，小的走小蟑螂，再小的停放蟑螂卵和蟑螂屎。听说，即使人类灭绝，蟑螂还在，即使地球毁灭，蟑螂也还在。不能战胜，就共处，想通这点之后，我没有杀过一只蟑螂。很多年以后，我下铺说，他胖，疑似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尽管当时我的书没砸伤他的下体，但是他睡觉时一定大口呼吸，一定无意识中吃过不少从我书里掉下来的蟑螂卵、蟑螂屎、小蟑螂。我说，应该是，你医学院毕业之后，又进哈佛念博士又回北大当教授，顺风顺水，一定和你当时的饮食遭遇有关。协和的蟑螂跟着书去了我第一处房子，没多久，我老妈说，奇怪，楼里不少人都在打听如何消灭蟑螂，咱们左右邻居在楼下晾被子呢，咱们家似乎没见到。我说，这群蟑螂们都习惯在书里活动，咱家书多。

第三，太耗草木。过去，写书是有庄严感的事儿，孔子想了想，选择了“述而不作”。现在，写书似乎类似唱卡拉OK，不会汉语的都可以用汉语写作。过去，写书的人多数都饱读诗书，决定写了，写的也多数是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写书的人多数没好好看过几本书，以为写出了爱情和侠义的真谛，结果发现琼瑶和金庸多年前已经写过了，但是印好的千万册书已经不能再变回花草树木了。

第四，不能给作者高于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纸书出版环节多：创作、编辑、装帧设计、印刷、宣传、物流、批发、零售等等，成本必然高，再大牌的作者也很难拿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版税。电子书省略了很多物理环节，基本能给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版税。尽管还没有推出中文出版服务，亚马逊的自出版能给作者百分之七十的版税。

第五，禁书不能出售。不能出售的原因很简单：犯法。成为禁书的原因很复杂，通常给出的是：经上级机关研究决定。

第六，检索困难、不自带字典。因为检索困难，实在找不到的时候，还得打开电脑上网搜。因为不自带字典，遇上生字和生词常常犯懒或者怕破坏阅读快感，囫囵吞枣，连蒙带猜。

至于爱，那是绵绵不绝，尽管电子书已经越来越先进，还是替代不了。挑主要的说：

第一，拥有感。骑了车，到了书店，掏了钱，买了，我的了！借问人生何所有，几床悍妇几墙书。沉沉的，紧紧的，在自己手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一瞬间的我执爆棚，真好。放到书架上，不管有生之年会不会真有时间看，我想看的时候就有的看，不离不弃，这种阅读权带来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类似住处有个游泳池，尽管很少去，内心也清凉。

第二，简单的出离感。打开纸书，不插电，没有任何声光电和视觉设计，借着简单文字，魂魄渐渐抽离。周围草木一寸一尺地消失，时间没有方向感，四处流淌，读者和作者一起坐在屌丝时的夏天的夜晚来临之前，怎么吃也不隆起的腹肌，怎么流汗也耗不尽的力气，怎么想念也绝不降临的你。

第三，触觉。双手摸着的不是工业塑料、不是玻璃、不是铝合金，而是纸。摸多了，书页会有滑腻的感觉，从指尖瞬间到心头，心头肿胀。我一般看纸书手上会抓一支笔，随手画线，随手批注，书一般不会叫喊，微笑受着。

第四，礼物感。去一个遥远的书店，挑一本小众的纸书，买了，在扉页上写或不写几个字，下次见到，送给她或者他。这比随手发个电子版到电子邮箱，屄格高很多。

纸书应该最终会让位给电子书，但是这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至少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发生，至少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总是遥想我的退休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第一个住处改做个人图书馆，在纸书里，在啤酒里，在阳光里，在暖气里，宅着，屌着，无所事事，随梦所之，嘴里牙缝里似乎有蟑螂屎。

冯唐读：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冯唐译：

卫鞅变法，秦人不爽。卫鞅对秦孝公说：“庸众不懂虑始，只会坐享其成。讲大德一定不能照搬时俗，成大功一定别和庸众唠叨。圣人为了强国，不能固守旧规。”甘龙说：“错。按老规矩办，官员驾轻，庸众就熟。噪音小，风险小，烦恼少。”卫鞅说：“常人墨守成规，公知不知创新，你们这些庸众，老实呆着可以，不能共商变革。聪明人立法，傻人遵从。贤人变法，怂人不作为。”孝公说：“好。”让卫鞅当左庶长，最后下决心变法。

冯唐评：

在管理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一个似乎不该常常遇到的问题：“战略是想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往往是前线领军人物，他们指挥千军，实操成功，回头想想他们的成功经验，往往发现，运气的成分居多，或被逼到绝路，或者没太多其他选择，埋头苦干十来年年，茹毛饮血，一抬头，世界五百强了。这其中，没有多少战略规划的成分。

战略的确不是一切，有一个好战略不等于一定成功，没有一个好战略不等于一定失败。但是，不能否认，战略重要。“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一个好的战略能大大提升成功的机率。

战略制定易学难精。每个有基本智商和一定岁数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律，对于天地间所有的事儿几乎都能有自己的看法，出现看法有差异的时候，真心觉得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正确的时候远远多于不正确的时候。但是有天赋能被训练成战略家的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避免不了一辈子盲人摸象，完全做不到跳出来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些有战略天赋的人能通过一系列工具学习、项目实操、导师手把手辅导之后成为战略家的，更加稀少。这些稀有之物中，能秉着公心制定战略而不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又少了很大一部分。一百个能在前线领军的人物中或许只有二十个有战略思维，这二十个当中或许只有两个能成为战略家，只有一个能先公后私。人如果不擅长一个事物，潜意识中往往容易低估这个事物的重要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常常有人问战略是想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所以，卫鞅在变法前坚持：不和你们这帮庸众商量，“我定，你们执行，没商量。”

卫鞅的问题出在完全没有沟通。或许是卫鞅太追求效率，或许是他耐心太少，或许是他精英意识太强，他走了一条最快的捷径：战略家定好方向，争取到君王认同，其他人无条件执行。

卫鞅之后被车裂的事实也说明，最快成事的捷径也常常是成事者最快倒霉的路。

所以，甘龙们也没错。

传说，李鸿章说过，做官第一要义是不做怪。我第一次听说时，三十出头，满腔驴血，热乎乎的，觉得李鸿章太世故，难怪大清国要完。四十不惑，再想李鸿章的这句话，体会到他的无奈。想做事，难免要协调、要求人，想做大事，难免要突破、要得罪人。如果总体环境不允许，一个人拼命要做大事，就仿佛一个人在雪天推一个雪球上山，雪球越推越大，精力越推越竭，周围都是风言风语、幸灾乐祸，努力推到山顶，北风如万古刀，各种原因推不到山顶，悬崖底下一声嚎，半途中，一问“我这是图啥啊”，一放手，一闪身，雪球便欢快地“咕噜噜”地滑到山下，粉碎、瓦解、消融，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所以，似乎不做怪是最佳选择，但是，一点怪都不做，要你们干嘛呢？你们自己有啥意思呢？的确有一些做怪的卫鞅们被车裂了，但是多过无数倍的不做怪的甘龙们湮没无闻，像蝼蚁一样生死如尘埃。卫鞅的确最后被车裂了，但是那是在他主政二十年之后的事儿了。而且，现如今，车裂早就不存在了，怕啥？

还有传说，毛泽东评李鸿章，“水浅舟大”。我想，他充分理解李鸿章的无奈。